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哪里能说是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制服秦国君临天下，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注释
称：称颂，赞扬。
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贵族），封于薛地（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士：士人，指品德好、有学识或有技艺的人。
归：投奔，投靠。
卒，终于，最终。
赖：依仗，依靠。
其：指门下士。
特：只，仅，不过。
鸡鸣狗盗：孟尝君曾在秦国为秦昭王所囚，有被杀的危险。
他的食客中有个能为狗盗的人，就在夜里装成狗混入秦宫，偷得狐白裘，用来贿赂昭王宠妃，孟尝君得以被放走。
可是他逃至函谷关时，正值半夜，关门紧闭，按规定要鸡鸣以后才能开关放人出去，而追兵将到。
于是他的食客中会学鸡叫的人就装鸡叫，结果群鸡相应，终于及时赚开城门，逃回齐国。
后成为孟尝君能得士的美谈。
雄：长、首领。
耳：罢了。
擅：拥有。
宜：应该。
南面：指居于君主之位。
君王坐北面南，故云。
制：制服。
夫：发语词。
好评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土，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为一立，开门见山提出议论的中心问题，即孟尝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尝君特鸡呜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为一劈，陡然一转，否定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作者对孟尝君的评价，即孟尝君仅仅是个“鸡鸣狗盗之雄”，实在劈得精巧，劈得有力。“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为一驳，驳“孟尝君能得士”，驳孟尝君“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紧扣主旨，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证明，孟尝君是不能得士的。“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为一断，断“士以故归之”，断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劈，一驳，一断，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
王安石非常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反对过于雕镂的文辞，主张“意惟求多，字惟求少”。他给祖择之书云：“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已。”《读〈孟尝君传〉》这一篇论说文，谋篇布局严谨自然，遣词造句也极其简练，文简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适用为本”的行文用词原则。
孟尝君自秦国逃归齐国，《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较详细生动的描述，是历史上一个情节曲折令人爱读的故事。但是，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中，没有引用孟尝君自秦逃归齐国故事中的任何情节，而是抓住最本质的内容，从“鸡鸣狗盗”成语着笔，这样，就省去了许多笔墨。“鸡鸣狗盗”这一成语，在文中共用了三次。第一次“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是为破“孟尝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是为破“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是为破“士以故归之”而用。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读来并不使人感到重复累赘，反觉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津津有味。可见王安石用词的精妙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不满百字，被历代文论家评为“千秋绝调”，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
“鸡鸣狗盗之徒”不算“士”，王子野同志和笔者的意见一致，因而不再赘论。问题是“冯驩之类的人物”算不算“士”。根据《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冯驩（又作冯煖、冯谖）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他“矫诏以债赐诸民”，为孟尝君“市义”，使孟尝君罢相回薛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替孟尝君经营“三窟”，使孟尝君重返相位，而且“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但也仅此而已。孟尝君为相数十年，在治国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绩呢？冯驩作为孟尝君的主要谋士，在治国安民方面给孟尝君出了多少主意呢？除了“以债赐诸民”在客观上减轻了薛地人民的负担外，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而且“市义”也好，“三窟”也好，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为了巩固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至于三次弹唱“长铗归来乎?”更不是为了富国强民，而只是为了冯驩自己生活上的满足。——正是根据冯驩的所作所为，王安石把“冯驩之类”逐出了“士”的范畴，而归之于“鸡鸣狗盗之徒”。在王安石看来，冯驩和“鸡鸣狗盗之徒”是同类，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当孟尝君满足了冯驩“食鱼”“乘车”的要求后，冯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孟尝君客我!”——这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吗？
《读〈孟尝君传〉》指出：“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可见，王安石所说的“士”，不是仅仅“为知己死”的人，而是指目光远大、为国为民的人。在王安石心目中，能为国立功、为民谋利的人才算“士”，而为自己或为某一个人谋利的人并不算“士”。这从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看出。他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可见，王安石所谓“士”，是像他那样能为国兴利、膏泽百姓的人。在王安石看来，单纯为主子的个人安危荣誉出谋划策奔波效劳的人，如冯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因此，他不必“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史实，便合乎逻辑地否定了孟尝君善养士的说法。
总之，《读〈孟尝君传〉》不愧为名家名作。其立论的精当，论据的典型，论证的精辟，“足以为后世法”，值得学习借鉴。 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个著名成语：鸡鸣狗盗。
差评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诗文名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名人的名作未必篇篇都是白璧无瑕，所以对名文不要迷信。他的这篇《读〈孟尝君传〉》就不是好作品。不管怎么吹捧它“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也不管怎么赞扬它“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这些看法全是表面的、形式的。问题的实质是这篇翻案文章论证不稳，站不住脚。主要缺点在两方面：翻案没有事实根据，推论又不合逻辑。
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huān）、冯煖（xuān）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否则这个案是翻不掉的。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避开它而翻案，只好想当然妄发议论：“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刘德斌对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议论不去批评反而赞扬作者不引《史记》记载“省去了许多笔墨”，抓住了“最本质的内容”。
读历史书不为习俗之见所束缚，敢于以怀疑的眼光去探索问题，这种精神是可取的。王安石这篇文章可取之处仅此而已。但是他不依据事实去翻案就大错特错了。科学的态度要求实事求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不值得学习。
证论问题当然离不开推论，但推论的大前提必须牢靠、稳固才行。“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得士就不要靠鸡鸣狗盗之力这个大前提是站不住的。因此“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论据完全是主观臆断。刘德斌却认为这个断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对不合理的论断为什么不可以辩一辩呢？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读〈孟尝君传〉》，言简意深，历代传诵。对此，王子野同志在《名文未必无讹》一文中提出批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他的理由是：“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 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来“翻上一翻”。
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读〈孟尝是传〉》为中国最早寥（第一在）驳论文（议论文寥一种）。本文寥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是不能得士“。 这是一在读后感。全文不足一百字，却秦强劲峭拔寥气势，跌宕变化寥层次，雄健有力寥笔调，成为我国古代有名寥短在杰作。
1、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唐宋文举要》引楼迂斋语）；
2、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同上，引沈德潜语）；
3、此文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真可谓尺幅千里者矣。（同上，引李刚已语）；
4、王安石寥论说文《读〈孟尝是传〉》，全在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它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寥典范。一生立志革新变法寥王安石，十分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治教“，要有益于社会进步。他曾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又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
《读〈孟尝是传〉》这在论说文，就是为“有补于世“而作寥。很明显，抨击了“孟尝是能得士“寥传统看法，自然就会使读者认识到，不能像孟尝是那样，徒有“好养士“寥虚名，而没有济世兴邦寥才能，应该脚踏实地为振兴国家作出具体贡献。《读〈孟尝是传〉》这在文章所秦能成为“千秋绝调“，为历代文学爱好者传诵、欣赏，就是因为它文极短而气极长，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孟尝是能得士“寥问题上，王安石有务出新意、发人深思寥脱俗看法。
孟尝是，姓田，名文，是战国时齐国寥公子，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他与当时赵国寥平原是，楚国寥春申是，魏国寥信陵是，都秦“好养士“出名，称为“战国四公子“。孟尝是当时有食客数千，可谓宾客盈门、谋士云集了。但是，王安石却不秦为然。他认为“士“必须具有经邦济世寥雄才大略，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根本不配“士“这个高贵称号寥。孟尝是如果真能得“士“，也就可秦“南面而制秦“，又何必赖“鸡鸣狗盗“之力而灰溜溜地从秦国逃归齐国呢?被世人赞为“孟尝是能得士“寥例证“鸡鸣狗盗“故事，正是孟尝是“不能得士“寥有力佐证。因此，孟尝是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耳“。王安石采取秦子之矛攻子之盾寥论证手法，一反“孟尝是能得士“寥传统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是推到“鸡鸣狗盗“之徒寥行列，使人耳目一新。真是寥寥数语，曲尽其妙，淡淡几笔，气势纵横，细细玩味，有很丰富寥政治内容。《读〈孟尝是传〉》作为一在翻案性寥论说文，并没有冗长寥引证，长在寥议论，仅用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就完成了立论、论证、结论寥全过程。
在王安石看来，士应是大则“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足以为天下国家只用”，因此士的才干“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而不是皓首穷经，从政时“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名为读后感，实则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看法。
秋日的一天，刘禹锡受朋友窦员外之邀，参观了他在京城长安买的新居。参观完毕，刘禹锡写了这首诗相赠。首联“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暂开颜。”诗人谪居多年，心情苦闷，受朋友窦员外邀请，来到他的崇德里新居，看到街西美丽的风景，禁不住喜笑颜开。“开颜”二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颔联“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实写院外之景。清光门外，有一溪渠水缭绕着院子，从墙头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山的点点秋色。
颈联“疏种碧松通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是写院内之景：院子里种植着几棵松树，晚上可以欣赏明月松间照的美景，院子里还栽种了很多芍药，等到春天就可以欣赏芍药花开满园的美丽景色。前一句是实写，后一句是虚写。
颔联和颈联，从写景的艺术来看，两联选取“一渠水”“数点山”“碧松”“红药”等景物进行铺陈描摹；颔联写院外的远景，然后移步换景，由院外写到院内；
颈联写院内的近景；这样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富有层次。这两联前三句是实景，第四句是虚景。
尾联“莫言堆案无馀地，认得诗人在此间。”这一联写诗人和窦员外“在此间”相识，成为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表达了闲适愉悦的心情。整首诗语言清新隽秀，景色秀丽幽静，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的心态。
全诗表达了诗人的赞美恭维之意；羡慕向往之情；志趣相同之感。
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这首《谪岭南道中作》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下面是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王启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写山水，岭南重峦叠嶂，山溪奔腾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盘旋，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这里用一“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好像道路纡曲，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感，所以诗句倍有情致。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桄榔、椰树布满千山万壑，层林叠翠，郁郁葱葱，一派浓郁的南国风光。这一句中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遮天蔽日，连溪流都为之阴暗。这一联是从山水林木等方面选择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来写。
颔联宕开一笔，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害怕遇到毒雾，碰着蛇草；更担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虫，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这种衬托的手法，比连续的铺陈展叙、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认为这联“一语双关”，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岭南江行》一诗中的“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在写景中表现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潮汛到来的时候，三更时分鸡就会叫，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这一切和北方完全不同。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深切思乡之情作铺垫。
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依恋故士，何况有情之人。此时自己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情不能已，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也深深地蕴含着被排挤打击、非罪谪贬的愤懑。最后一句是暗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鸟巢南枝”句意，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这一联是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
全诗写景抒情互相交替，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滞，景中寓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是晚唐的抒情名篇。
李白在《金陵新亭》中，怀想东晋王导的爱国壮语，无限感慨，不禁对王导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赞美。作品首二句“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说明金陵的豪士们在新亭游览胜地聚会。中四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颧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周颛眼看新亭风景没有变化而社会动乱，山河易色，山从中来，大为哀叹。参加饮宴的人都像被拘禁的楚囚那样，忧伤流泪，只有王导激愤地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建功立业，光复神州，怎么能如楚囚一般相对哭泣!”这些爱国壮语，李白并未写入诗中，却在末二句融合成真诚颂扬的话：“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大诗人不轻易给人以高度赞语，这两句人物总评，是很有分量的。
诗的主线和核心是歌颂爱国志士王导，构成历史事件矛盾的焦点，是爱国思想和消极山观情绪的斗争。诗歌如果按照历史事件原型，全盘托出，那就成为平板叙述，缺乏艺术光彩。李白选取了周顗绝望哀鸣，众人相对哭泣这一典型场景，微妙地熔铸成为四行具有形象性的诗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颉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篇末把王导的爱国壮语“当共勤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曲折地化用成高度赞美爱国志士的诗句“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取材典型化上的功力。
这首怀古诗在感情的抒发方面，不是平铺直叙的，如果直白自述，则易陷入板滞。作品感情显现的不同节奏是：首联淡淡引出，次联接触矛盾，三联矛盾有深化，末联解决矛盾。达到审美高潮。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内在思维布局上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