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边幽静的山谷和水边的村落里，疏疏落落的梅花曾使得过客行人伤心断肠。尤其憎恨东风不解风情，更把烟雨吹拂地使黄昏更暗淡。
这首诗描写了开在山野村头的梅花，虽然地处偏远，梅花一样能给人带来含蓄的美，并给人带来情绪上的触动。
这笔墨梅更是孑孓独立，清高脱俗，隐忍着寂寞，在孤独中悄然地绽放着，也与作者落寞又清高的心绪产生共鸣。
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