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这是一首暮春怀人词。从题材来看,也是唐宋以来词人写得较为普遍的,但作者能在共有的题材中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是由于他的艺术构想不同,既着力于写景抒情,又融入了江南民间生活风情,令人读来感受到鲜明的地方色彩。
上片写景而景中有人;下片抒情而寓情于景。起两句“水榭枕官河,朱阑倚粉娥”,描绘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的景色。“水榭”,建筑在水边或河上的亭阁。这里是从唐代诗人杜荀鹤《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中点化而来。因为江南水乡临河住有人家,所以乘小舟缓航,可以窥见亭阁红阑干傍立着一位浓艳的女子。“记早春”以下是写对景生情,由此而想起不久前船过红阑干旁时留下的深刻印象。那时这里的绿纱窗虽然紧闭着,但透过纱窗依稀地看见盛装的女子在吹笛,耳际传来一阵阵悠扬动听的笛声。“是伊么”,大概就是她吧!是倚阑凝望的“粉娥”吧!这里的笔墨含蓄,夹带着强有力的暗示,他与这位女子并非初见,而是早有感情纠葛的。
下片“无语注横波,裙花信手搓”两句,承上抒写往日的深情。“横波”是比喻眼光闪烁如水波流动的形态。但这里不是写男女离别之情,如柳永《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所写那种与情侣分别时的场景与微妙的心态,而是勾勒出一幅男女幽会的柔情密意的情状。热恋的男子默默地、深情地盯视着她那动人的眼神,这种目光具有过分的透视力,使她低垂着头,用纤手轻搓着身上的花裙衣,而心中荡起的涟漪既是欢悦的,又是羞涩的。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恋爱的心理状态。“怅年光、一往蹉跎”,表明上文所写的男女相会是在去年的春天,岁月蹉跎,不觉春天又来到了人间。结束三句写暮春景象,而以景衬情。“卖了杏花挑了菜”,这是江南民间生活风情,也说明春已将尽。南宋杰出诗人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诗中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名句。这里不仅有叫卖杏花的声音,而且有挑菜的动态,形象细致生动。这些归结为“春纵好,已无多”,透露出词人既惜春,又怀人的意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谓:“闲情之作,非其年所长,然振笔写去,吐弃一切闺襜泛话,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无所不可也。”从这首词作来看,语言通俗流畅,写景清新,而情思缠绵,又充满了江南乡土生活气息,正是“不求工而自工”。
这首诗描写了无处不在的春天,处处倾泻出活泼泼的生机,表现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抒发了诗人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思想感情。
首联描写诗人信步走到东园、走过西堰,发现处处春意盎然。颔联诗人从时间长、空间广两方面写春光无处不在。“连”表示时间持续不断,“绝”表示分布很广,用词精炼而准确。颈联两句写细小的动态“鸟飞”、“鱼戏”,并夹杂了诗人的感受,“觉”、“知”非常细腻、逼真地传达出诗人面对大好春光时欣喜万分、轻松愉快的心理感受。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从另一个角度,即雨后天晴这一特定时段写春天山村里特有的静谧与洁净,扩大了春天的内涵,春天不仅生机勃勃,春光无限,而且还有明净与和谐。
这是一首吟咏春天的诗,以诗人特有的感觉感受春天,以诗人特有的笔触瞄写春天,清新自然,生机无限。尤其是第三联,“鸟飞村觉曙”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语意暗合。“鱼戏水知春”联想到苏试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但不同的是,作者王勃从诗人的感受写起,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惊喜意外,而苏轼的诗句却是从鸭的感受写起,鸭子最先感受到春天江水温度的变化,诗人只是作纯客观的描述。
另外,诗人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描写春天。第一、二联是面,“东园”、“西堰”、“四邻”是从地域上写春满人间,“连三月”是从时间上写春光无限。第三联是点,写“鸟飞”、“鱼戏”,把春意渲染得强烈浓郁、无处不在。
最后一联即景抒怀,抒发了诗人“何处染嚣尘”的出尘脱俗之心态。王勃面对色彩斑斓的春色,看到东园、西堰的花红柳绿,鱼鸟戏春,借“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的明净美景,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长期萌动的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心态。
这是一首专叙宾主淳朴真挚之情的宴饮诗。诗意与《小雅·鱼丽》略同,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彼(指《小雅·鱼丽》)专言肴酒之美,此(指《小雅·南有嘉鱼》)兼叙绸缪之意。”
全诗四章,章四句。前两章均以游鱼起兴,用鱼、水象征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宛转地表达出主人的深情厚意,使全诗处于和睦、欢愉的气氛中。两章的开首两句用重章叠唱反覆咏叹,加强这一氛围的形成。“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嘉鱼,烝然嘉嘉”,鱼儿轻轻摆动鳍尾,往来翕忽,怡然自得。读者仿佛看见四面八方的宾客们聚集在厅堂,大排筵宴,席间觥筹交错,笑语盈盈。鱼乐,人亦乐,二者交相感应,一虚一实,宴饮时的欢乐场面与主宾绸缪之情顿现。短短数句,婉曲含蓄,意在言外,回味无穷。
若仅用一种事物来形容宾主无间的感情,读起来不免单调,也不厚重。故诗人在浓浓的酒香中,笔锋一扬,将读者的视线从水中引向陆地,为读者描绘了另一场景:枝叶扶疏的树木上缠绕着青青的葫芦藤,藤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风过处,宛如无数只铃铎在颤动。这里的树木象征着主人高贵的地位,端庄的气度;藤蔓紧紧缠绕着高大的树木,颇似亲朋挚友久别重逢后亲密无间、难舍难分的情态。对此良辰美景,又有琼浆佳肴,不能不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第四章作者用了“推镜头”的手法,缓缓地将一群翩飞的鹁鸠送入读者的眼帘,也把读者从神游的境界拉回酒席。嘉宾在祥和欢乐的气氛中酒兴愈浓,情致愈高,你斟我饮言笑晏晏。望着那群鹁鸠,听着咕咕的鸣叫声,也许有的客人已开始商量打猎的事情了。这就隐含着宴饮后的射礼。用笔曲折,别具匠心,情寓景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宾主之间和乐美好的感情。
全诗是从水、陆、空三个角度来描绘宾客们初饮、宴中、酣饮时的形态。起初是营造气氛,随着酒筵的渐进,酒兴渐浓,宾客也渐趋热情奔放,人们的视线也随之渐高。在写作手法上,诗人运用了兴中有比,赋比结合的手法。在章法、句式上,不仅采用重章叠唱的手法,而且在每章诗最末一句添了两个虚词,延长了诗句,便于歌者深情缓唱、抒发感情,同时也使诗看起来不呆板,显得余味不绝。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