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高城鼓动”,说的是凌晨时分。凌晨击鼓是唐代京城的作息制度。后代写旧体诗词都喜欢以古说今,王国维当然也不能免俗。“兰釭灺”是说油灯已经点干了而自动熄灭。耳中听到城中的晨鼓,睁眼看到油灯熄灭,这代表了夜已结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睡也还醒,醉也还醒”这两句的口吻中,有一种不甘心和不情愿的情绪在。是睡还是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逃避,不敢面对现实。“忽听孤鸿三两声”这句是对前面的一种含蓄的回答。“孤鸿”就是“孤雁”,而且“孤鸿”意味着在奋斗的道路上没有伴侣和得不到理解。
“风前絮”,是说柳絮。暮春时节柳絮飞时纷纷扬扬,把天地搅得一乍朦胧。接着“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是说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像风关的柳絮一样,最后结局也化作满江浮萍流水而去柳絮在诗词中常代表着一种缠绵、迷惘的情意,落入水中化为浮萍是这美好情意的一种令人感伤的结束。“人生也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这几句,似乎已经把人生看透了。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前四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吴宫火起焚尔窠,炎洲逐翠遭吴罗。”言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
后二句“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若何”言避世自能远祸。
整理来说,此诗言淡泊避世之志,远祸全身之术。诗以鸟为喻,唤醒人们切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而应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以达到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的境界。
李白部分作品采用赋题的方法,但恢复古辞的立意,在体制上也恢复汉词的杂言体制。变齐梁无寄托之咏物为有寄托之体。另外,与齐梁呆板的赋题不同,李白之赋题常常是窥入题意,深入形容。如《野田黄雀行》。
此诗实为野田黄雀自幸之语,就是用“野田黄雀”这个题意来赋写的。此诗运用了刻板咏物、反衬之法。黄雀自语不逐炎洲翠游玩,不近吴宫燕栖息。是因为宫燕易被焚巢,洲翠易遭吴罗。而今我深栖野田中蓬蒿之下,可以藏身远害,纵有鹰鹯奈若何!这也是赋题法,只是用得如此巧妙。此诗综合运用发挥古意、赋题与以古题寓今事三种方法,可见李白对传统拟乐府方法的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