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钱塘（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
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金陵”、“钱塘”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
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钱塘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 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庐陵人欧阳修写。
注释
有美堂：现在位于浙江杭县吴山最高处。
嘉祐：宋仁宗的年号。
出守：外出担任。
宠之以诗：宋仁宗用诗来赏赐给梅挚。
金陵：即现在的南京市。
物外：外界。
榭：亭台上的屋子。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丑奴儿慢·春日》是黄景仁 的名作，被选入代表“常州词派”风格的《词选·附录》，并列于卷首。但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却持异议：“冠以仲则一首，殊可不必。……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倒是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对此词颇为赞赏:“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谭献是主张对于词“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因此，他主要引此词开头几句，体会其惜春之情，联想到要与古人“把臂入林”……至于对这首词究应如何理解、鉴赏，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词题是“春日”，因此断为“惋惜春光迅速流逝之作”(见《金元明清词选》)当然未始不可。但反复吟味，似乎于一般的“惜春”之外，还含有独特的意蕴，不如说是借春色、写小桃，来惜往日、抒爱情的。
上片开头写春日登楼，目的显然是要观赏春色。正因为是“日日”登临，这才能够观察到、感知到“一换一番”景色。惜春之意，已在其中。“者(这)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这是反用《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作翻案文章。“似卷如流”是承上句“一换一番”，极言其快——谁说是“迟迟”呢？这就满含伤春之情了。接着具体描写:“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把江南的春天的田野风光，点染得十分真切、生动，表现新颖、独特。再下来就象是电影的特写镜头转移到“颓墙左侧”的一树小桃。她开了，开得美，开得寂寞，“没个人知”。知道的，只有那“日日登楼”的多情的词人。以上一路写来，景中有情，景中有事，比起一般伤春之作更富艺术魅力。
下片是写花？是写人？是写春？有点难以分解。也许是见花思人、借花惜春。词人在沉思，在回忆。他抚今追昔，象是幻觉，又象是“意识流”。他“徘徊花下”，这“花”显然就是那株“小桃”;“分明记得”就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五年时”，就是十五岁的时候(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这里把春比作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是可以的)。那时，她(词人所热恋的一个姑娘)和他(词人)曾一起在花下徘徊。这是“有诗为证”的。词人曾在他的《绮怀》诗中写道:“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三五年时三五夜，可怜杯酒不曾消。”这是他的一次初恋，也是一场不幸的、难忘的爱情悲剧。“是何人、挑将竹泪，粘上空枝？”这是虚写，用象征手法。“竹泪”象征生死不渝的、深沉而痛苦的爱情(李白诗《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空枝”则暗示那小桃开了又谢了。这里不用“泪洒空枝”，而用一个“挑”字，一个“粘”字，极为新警，富有想象力和暗示性，就是说取来一掬千秋不灭的竹上之泪，滴上而且紧贴在那花朵凋零的小桃枝上。足见悲痛之深，相思之永。“何人”是谁？不言自喻。痛苦之极，不禁产生幻觉:低头一看，在那清莹的春池中不是映着——“浸”着她(那小桃，那姑娘，一而二，二而一)憔悴的影儿吗？这种描写，有些近于现代的电影手法，可称新颖、巧妙。最后三句，写春也归了，花也谢了，人也去了，别再勾起无穷无尽的相思了!这是异常沉痛的话，余味极为深长。“此间深处”是水中？是花外？是天上？是人间？可以不必深究。“伊”字指人，也指花，也指春。“莫惹相思”，一本作“莫学相思”，但以“惹”字为好。因为词人的相思之情，正是由登楼览景而被春色惹起的。这样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说不要相思，而相思之意倒更是绵绵无绝，感人至深。
黄景仁词集中有词二百余阕，风格比较多样。有伉爽悲凉的，也有俊秀婉丽的。《丑奴儿慢·春日》近于后一类。卢前借“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这两句形容黄景仁 诗风的话来评论他的“词才”，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如若要形容《春日》这一类的词，则似可用他的名句“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略改说是“晚霞一抹，影照春池”，其词境仿佛似之。
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全文主旨突出，文笔精粹，叙事生动，形象鲜明。此文的警示意义在于：依仗外力保护所获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旧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杀鼠的猫和僮仆。在这三方中，旧主人因其生年属鼠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这是导致群鼠猖狂肆虐的关键，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歼灭的伏笔；鼠因有人保护，故有恃无恐，恣意妄为，不仅使得“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而且“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其行为其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导致其被新主人歼灭的关键；新主人与旧主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来居伊始，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从根本上杜绝了鼠患。假如当初旧主人不是如此纵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无忌惮，则鼠的灾难以及新主人的杀鼠手段也许不会如此之速、之猛；唯其两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物极必反，祸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发“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来得格外深远。
这篇寓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寓言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画龙点睛，可谓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