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此诗抒发了作者蒙冤受屈后的孤栖之苦、愤懑之情和对妻子的深沉怀念。
首联写夜深难眠,以景写情。“疏星耿耿”,明写星光幽冷,暗写狱中对月。月明星稀疏星耿耿,只有几颗晶亮的星星发着清光,只有对月时才可见。但诗人没有直接写对月,这主要是为了突出“逼人寒”。寒气逼人,说明季节已是深秋,时间已是深夜,内心的凄苦和气温的寒冷互为作用,一个“逼”字尽传精神。“清漏丁丁”,丁丁之声清晰可辨,夜静无哗,愁人失眠;这漏声敲击着诗人的心扉。“画角残”,画角声残,其声如呜咽哀鸣,且暗寓夜深之意。这一联取星、漏、角等物,从空中写到地上,从远方写到近处,以形象、声音气温诸方面来渲染狱中凄冷的气氛。
颔联写冤苦不尽,以态写情。一写“泪”,久系狱中,辛酸的眼泪已同那无边无际的愁苦流尽了。说“尽”,意为不尽的泪水已完了,显示了愁苦之深,实为说愁不尽泪不止。一写“醉”,以酒浇愁愁更愁,醉中看月,一片漾胧,是醉眼惺松,也是泪眼模糊,身陷囹满腹愁怨,无处申说,无法辩白,只有将无尽哀苦倾向天边月亮。因“泪”而要以酒解愁因“醉”使泪更无法遏止。诗人没有写呼天地的呼叫,也没有写滔滔不尽的诉说,只有流泪、酒醉之态,充分流露出苦情深衷。同时,醉中看月,拓展了诗人思想翱翔的空间,引出了下文的两层具体的叙写。
颈联写处境艰难,以喻写情。一是借栖乌绕树喻被囚之苦。曹操《短歌行》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说栖鸟无枝可栖是讲自己无所依托,诗人于此则进一层说在冰霜苦寒的环境中,乌鹊无处可栖,自己只有蹲在这冰冷的监狱中。一以哀雁喻自己有家难归。雁南来北往,有一定规律,哀雁为失群的雁,要想南归可是关塞阻断,十分艰难。诗人以哀雁横天的景象,喻指自己流落他乡,有家归不得。“栖乌”、“哀雁形象本身就传达出令人心悸的情味。“冰霜苦”言狱中苦况,“关塞难”言途中险阻,既反映了诗人囚居的艰苦生活,也表现了对蒙冤的怨愤之情。
尾联写想念家人,以思写情。诗人狱中望月,举头见雁,其思想飞越关山,回到自己的家园。“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故园”指作者家乡山东莱阳,“长安”借指北京,诗人不直说自己思念家中的妻子儿女,而说家人梦中应到自己这里,这就如杜甫《月夜》中所写“今夜州月,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餐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从对面写来曲折宛达。由此适见其思念之深,且楚楚动人,别有韵味。这首诗以明月作为情感的触媒,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
此诗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围绕着《狱中对月》的诗题,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叙写,又处处紧扣着怨愤之情,由于取景典型,用喻贴切,刻画入微,想象合理,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余味不匮。
此诗抒发了作者虽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谗伤,但并不气馁,反而鄙视和嘲笑谗佞的小人的坚定胸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青年时期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全诗语言含蓄犀利,痛快沉着,用典工丽典雅,极富神韵。颈联两句写平生抱负,笔力遒劲,境界阔大,意味深长,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二句登楼即景:登上高耸百尺的安定城楼,远处绿杨树边的洲渚尽收眼底。按泾州城东有“美女湫”广袤数里(见《太平广记》),汀洲殆指其地。登最高之楼;望最远之处,高瞻远瞩,气象万千。即景所以生情,以下六句的豪情壮志、无穷感慨都由此生发。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句先以两位古人自比。贾谊献策之日,王粲作赋之年,都与作者一般年轻。贾谊上《治安策》,不为汉文帝所采纳,因《治安策》开头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之语,故谓“虚垂涕”;作者应博学宏词科试而名落孙山,其心境与贾谊上书未售,同样萦纡抑郁。王粲避乱至荆州,依刘表;作者赴泾州,入王茂元幕,都属寄人篱下。用两位古人的古事,比自己当前的处境和心情,取拟于伦,十分贴切。这是第一层。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抒露志趣和抱负。作者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两者似相反,实相成。因为如果没有永忆江湖的志趣,便成为争名逐利的禄蠹巧宦,就不会有欲回天地的宏愿。在这里,这个“永”字下得很好,这个字,有力地表达作者毕生的抱负。
这两句诗,既洒脱,又遒劲。从诗的表达形式着眼,锤字坚实,结响凝固,工力固颇近杜诗;而更为关键的,这两句诗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才志之士的积极向上思想,既怀着恬淡的心情,又有担当事业的志气,这与杜甫的胸襟怀抱,极为相似,因为王安石也从这两句诗中照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击节称赏。这是第二层。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句借庄子寓言表示自己敝履功名利禄,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测。寓言谓:惠施相梁,生怕庄子争夺他的相位,百般防范,惟恐不周。于是庄子去见惠施,坦率地对他说;鵷鶵(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鸟,庄子自比)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从来不会把鸱(鹞鹰,比惠施)的腐鼠(比相位)当美味而希羡!(见《庄子·秋水》)意为,你的位置我一向不屑一顾,你切莫杞人忧天,自相惊扰。
这两句诗,既阐明自己没有患得患失的私心杂念,胸次光明磊落,淡泊宁静,为上面“永忆江湖”句提供有力的论证;又表示对世间一切恶浊事物,睥睨蔑视,决不妥协容忍;还尖锐地批判那些捧住权位不放的禄蠹,对他们尽调侃奚落的能事。据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作者应博学宏词试被摈,是由于牛党的打击,诚如是,这时句诗乃是有的放矢的。这是第三层。
这首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结构严谨,而语句灵活变化,特别在使用典故方面,非常成功。由于贾谊、王粲的身世遭遇与作者有相似之处,抓住相似的典型事例——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比拟自己的忧时羁旅之感,若合符券,而使一位奋发有为又遭受压抑的少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复次,作者的曲曲心事,本不可能用片言只字表达出来,现在借助庄子寓言,不但足以表露他不汲汲于荣利的狷介品质,又反映他睥睨一切的精神状态,还反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如此用典,既灵活,又确切,既含蓄,又锐利,充分发挥了典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