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山河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