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以乐府体写的寓言诗，表面上是写猛虎危害村民的情景，实际是写社会上某些恶势力的猖獗，启示人们认识现实。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点出猛虎所居，及其大胆妄为之状：“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猛虎本出入深邃幽暗的山林，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绕村寻衅，比喻恶势力依仗权势，肆意横行。两句发端立意，统领全篇。
接着，步步深入地刻画老虎的凶恶残暴、肆无忌惮之举。“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傍晚之际，猛虎孤身在大路上捕食生灵。这富有启迪性的诗句，可以令读者联想到羽林军的“楼下劫客楼上醉”，宦官们名买实夺的“宫市”，藩镇们的“政由己出”，屠城杀人，以及贪官们的税外“赋敛”羡余，这些都是趁朝廷黯弱之际的“当道”捕食。慑于猛虎的淫威，山中的麋鹿不敢有半点动静，喻指当时社会上一片恐怖，善良的劳动人民只好战战兢兢、忍气吞声地生活。
“年年养子在深谷，雌雄上下不相逐”，也是一种人世社会的借喻。它深刻揭示当时社会的恶势力有着非常深广的社会联系，皇亲国戚，豪门大族，利用封建宗族和裙带关系，结成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上下勾结，各霸一方，危害百姓。
猛虎施虐为害，受害最深的要算靠近虎穴的山村了：“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犊。”黄牛是农家的重要生产资料，“取犊”而去，民必不堪。这两句表面是说老虎把爪牙伸向了附近的山庄，把农家的小黄牛咬死、吃掉，实则是写人中之“虎”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虐害人民、弄得民不聊生的情形。
五陵年少不敢射，空来林下看行迹。”这两句字面是说，这些猛虎作恶多端，就连那些号称善于骑射、以豪侠自命的人也不敢惹，只是来到林下看看它们的行迹。实际上是讽刺朝廷姑息养奸，为掩人耳目，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空来看行迹”，含有辛辣的嘲讽。
诗人胸中怨悱，不能直言，便以低回要眇之言出之，国事之忧思，隐然蕴于其内。全诗处处写猛虎，句句喻人事；写“虎”能符合虎之特征，寓事能见事之所指，寄思遥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见无穷感慨。
词的上半阕，作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他从十七岁以来十五年间的坎坷经历粗略地描述了一番。用了两个“纵横”，把自己怀才不遇，箫剑双负的心情形象地表达出来。才“纵横”，是说他的才能大，泪“纵横”，是说他的悲哀多。“箫心”侧重于生活中的各种幽情亲情，“剑名”则主要是大的人生追求和志向抱负，二者“双负”，作者只赢得泪纵横。
词的下半阕，进一步写个人生活之悲：春天来时，连个关心的梦都做不成，不言也人关心自己，反言自己无倾注关心的对象；不说真实的关心，只求做个关心梦，话语中所包含的这些凄怨哀伤，是十分沉痛的。作者又巧妙地用了两个“飘零”，把自己为了功名，南北数次奔波的经历和自我安慰的复杂心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看了词的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一生漂泊无定，如今虽有些悔怨，但他已不看重这些，因为人生本就是雪泥鸿爪，因为他已信奉了佛教。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在道光三年有信佛事。他回乡后在苏州与江沅、贝墉等几个佛门俗家弟子搅到一起，还参加了拜佛诵经。在作者的许多诗歌中，都有他学佛的印记，不少佛经上的语言，被龚自珍写入诗歌中。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学佛来解脱自己考场不得意的失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失意文人的通常做法。不过，读了这首词的最末一句，往往有一种苦涩生出，让人同情作者，这正是此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