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渔家傲·与赵康靖公》是欧阳修设宴酬宾,感慨平生之作。词的上片称颂朋友,他说才高名重,为国家栋梁。这些话,虽稍嫌夸张,但并无阿谀之意(欧、赵二人,均非阿附之辈,又何况此时均已退休,无阿附之必要),而是热情地肯定朋友的一生行事和品德,包含了昔日共事交往所积累起来建立在相知相信的基础上的深厚友谊。
下片述及自己。欧阳修晚年虽然官高位显,但心情并不舒畅,随后又不满王安石变法,曾不待朝廷批复,即擅自止散青苗钱,受到严厉批评,加上身体确实不好,因而求退心切。“顾我薄才无可用”这句多少是有些牢骚的,说明自己力请退休,是实在不愿意勉强为官了。“今日一觞难得共”说明老朋友相聚难得,因此,他感慨万端,要求歌女高歌一曲助兴佐酒,要求老朋友相对捧杯,痛饮一番。这里,让人体会出其中一言难尽的饱经沧桑的喟叹。
此词叙事是直叙,抒情是直抒,质朴无华,在艺术上虽略嫌粗疏,但内容是充实的,胸襟是坦荡的。作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阳修晚年生活的情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您四十多年来以才名为天下所重,作为三朝元老,为朝廷政事作出重大贡献,是国家的栋梁。功成之后激流勇退,辞去荣宠,回到家乡,以笙歌自娱。
看我才能平庸没有什么作用,承蒙皇上隆恩准我辞官归家务农。今天能与老朋友聚会,共饮一杯,实在难得。姑且捧杯痛饮,歌女为我高歌一曲助兴。
注释
四纪:十二年为一纪,四纪为四十八年。
三朝: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
构厦:建构大厦,比喻治理国事或建立大业。
定册:亦作“定策”,指大臣拥立天子。
荣宠:君王的恩宠或荣耀。
笙歌:泛指奏乐唱歌。
薄才:微薄的才能。常用为自谦之辞。
归田垅:谓辞官回乡务农。
觞:古代酒器。此指饮酒。
聊对捧:姑且相对捧杯痛饮一番。聊,姑且。
官奴:指官妓。以歌舞侍候官员宴集。
送:送酒,劝饮助兴。
此诗当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春,当时欧阳修已经致仕归颍州。这是他在招待老朋友赵槩的宴席上所作的词。
这首《渔家傲·与赵康靖公》是欧阳修设宴酬宾,感慨平生之作。词的上片称颂朋友,他说才高名重,为国家栋梁。这些话,虽稍嫌夸张,但并无阿谀之意(欧、赵二人,均非阿附之辈,又何况此时均已退休,无阿附之必要),而是热情地肯定朋友的一生行事和品德,包含了昔日共事交往所积累起来建立在相知相信的基础上的深厚友谊。
下片述及自己。欧阳修晚年虽然官高位显,但心情并不舒畅,随后又不满王安石变法,曾不待朝廷批复,即擅自止散青苗钱,受到严厉批评,加上身体确实不好,因而求退心切。“顾我薄才无可用”这句多少是有些牢骚的,说明自己力请退休,是实在不愿意勉强为官了。“今日一觞难得共”说明老朋友相聚难得,因此,他感慨万端,要求歌女高歌一曲助兴佐酒,要求老朋友相对捧杯,痛饮一番。这里,让人体会出其中一言难尽的饱经沧桑的喟叹。
此词叙事是直叙,抒情是直抒,质朴无华,在艺术上虽略嫌粗疏,但内容是充实的,胸襟是坦荡的。作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阳修晚年生活的情况。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载于《全唐诗》卷三八二。下面是国学大师、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钱仲联先生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徐永端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此诗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言情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诗中所说“双明珠”是李师道用来拉拢、引诱作者为其助势的代价,也就是常人求之不得的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一类的东西。作者慎重考虑后委婉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像一个节妇守住了贞操一样的守住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作者并不想得罪他、让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双层面的诗去回拒他。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此诗词浅意深,言在意外,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全诗情理真挚,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委婉曲折而动人。除了它所表现的是君子坦荡胸怀这一因素外,其在艺术上的高妙也是促使它成为名作的重要原因。据说由于这首诗情词恳切,连李师道本人也深受感动,不再勉强。
此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年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受,从中得到乐趣。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寒食在农历三月初,清明前一二日,此时春已过半。王元鼎的这组《寒食》小令共存四首,此是其中第二首。另外三首主要描述流逝的春光在作者心里引起的丰富、复杂的感受,或惹动莫名的困倦,或撩拨缠绵的情思,或萌发及时作欢的欲念,主观色彩表现得比较浓烈。这一首却不同,作者不直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融情于景、含藏不露的抒写手法,把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完全融化在一片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声光画面之中。
在这支小令中,“乳鸦鸣啼”、“雨润堤沙”、“画楼净瓦”、“彩绳半湿”及“红日上窗纱”、“街头卖杏花”等,勾画出寒食时节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悦之情。语言清新典雅,虽然多处化用前人诗意名句,却自然流畅,毫无牵强拼凑、陈旧过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