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诗人初次前往真州的船上。诗人着意描写长杳杳面上的秋天景色,目的是为了排遣自己贬谪路途中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在首联和颔联中,作者写了“落日”、“雾霭”、“山峰”、“北斗星”等景象,体现了路途的幽远与孤寂。作者融情入景,看到如此空旷的场景,内心产生了幽寂、苍茫的情感,用写旅途的迷茫来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迷茫和孤独,同时流露出自己对贬官的不满之情。在颈联与尾联中,作者笔锋一变,雄壮激扬起来。他通过写水田上飞的大雁、落日中的红枫这些乐景,写出自己已经摆脱了贬谪的孤独与忧伤,寻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这些美丽的场景都是在暗示着作者的心情已经逐渐开朗。尾联作者将“秋风莼鲈”的典故化用,更是表明诗人已经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整诗写得平易流畅,纡徐不迫,风格与作者的文章相似。
诗人被贬夷陵,从汴京赴夷陵,可走水陆两道。诗人走的是水路。漫漫旅途,一路风波,诗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忍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和茫然,这种经历和感受,使诗人体悟到了人生的某种真谛。这种变化在本诗的前后两部分区分的很明显。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叶孤舟每天在大江中不停地驶着,苍茫的云气将其笼罩。
我行到靠水的山脚,将船帆调转,在夜空中看北斗星来判断东西。
云间的大雁渐渐飞下水田,霜中的太阳将枫叶映得火红。
家乡的莼菜和鲈鱼味道正鲜美,远方归来的我更喜欢秋天的凉风。
注释
真州:宋代州名,即今江苏仪征。大江:长江。
杳霭:远处的云气。
斗:北斗星。
枫叶映得火红。
莼菜鲈鱼:这是用晋人张翰因为秋风起而思念家乡美食的典故。
犹:还。
这首诗作于诗人初次前往真州的船上。诗人着意描写长江江面上的秋天景色,目的是为了排遣自己贬谪路途中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在首联和颔联中,作者写了“落日”、“雾霭”、“山峰”、“北斗星”等景象,体现了路途的幽远与孤寂。作者融情入景,看到如此空旷的场景,内心产生了幽寂、苍茫的情感,用写旅途的迷茫来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迷茫和孤独,同时流露出自己对贬官的不满之情。在颈联与尾联中,作者笔锋一变,雄壮激扬起来。他通过写水田上飞的大雁、落日中的红枫这些乐景,写出自己已经摆脱了贬谪的孤独与忧伤,寻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这些美丽的场景都是在暗示着作者的心情已经逐渐开朗。尾联作者将“秋风莼鲈”的典故化用,更是表明诗人已经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整诗写得平易流畅,纡徐不迫,风格与作者的文章相似。
诗人被贬夷陵,从汴京赴夷陵,可走水陆两道。诗人走的是水路。漫漫旅途,一路风波,诗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忍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和茫然,这种经历和感受,使诗人体悟到了人生的某种真谛。这种变化在本诗的前后两部分区分的很明显。
这首七律是仁宗景祐三年(1036)七月欧阳修贬官夷陵的路途中,乘船航行在真州江面的时候所作。这一年五月间,被贬官出京。他离开汴京后,从水路出发,七月中旬到达真州,住了十多天,然后乘船沿着大江西上。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咏物诗在中国起源甚早。从现存作品来看,《诗经》中的《鸱鸮》,《楚辞》中的《桔颂》已肇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如张协、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何逊等,都有“尚巧似”或“形似”的特色,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总结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但这首诗咏山寺夜灯却基本上是出之以虚笔。首联言山灯明亮,照彻天地,如百花怒放,就像春天突然来到了人间。夜晚的冷寂,本不足比为春,今有灯火,不仅形象如花,亦为环境增添了暖色,所以这个比喻可以成立。这使世人想起了岑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银花开。”比体和喻体之间反差也很大,这种相似或许不是偶然的。三、四两句是最实的一联,但写佛灯之盛、之亮,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调动神话传说,一方面渲染佛灯的不同寻常,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佛灯的神奇。至结尾处,诗人突发奇想,认为佛灯“若任扶桑路,堪言并日轮”,这固然是点出了某种喻意,但从自然现象来说,也是由黑夜到白天的一个自然的流程,从而使得通篇前后一体,非常圆融。
诗人把黑暗的大千世界变为朗朗白昼,实则暗示佛教是人们心中的一盏明灯,但这层意思完全融于诗化的语言之中,毫无枯涩之感,这反映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