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诗一开始，即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塞上秋景图。白草黄羊，写目中所见。深秋时草已枯萎，其色近白，故云“白草”。出句以云州野外所特有的典型景物——白草中的黄羊，来表现塞上的单调、荒凉。对句则写所闻。由于吹奏者远在视野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故云“空闻”。诗用一个“哀”字状觱篥之声，实际上是把诗人主观的感受，强加给客观的声音的结果，是诗人心声的吐露。出句与对句用一“外”字勾连，不仅具有使所见、所闻共置于一个画面之效，同时，也形象地写出了云州原野之广漠。两句诗有声有色，既有平面的秋景，又有空间的哀音，虽为景语，但亦微露故国之思，极富情韵。

　　“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两句，以褒苏贬李言志。苏武一向被人们视为具有爱国气节的典型。苏武与李陵，在对待国家民族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完全属于对立的两类人物，因而诗人对待两人的态度亦迥然不同。虽然李陵台近在咫尺，但诗人却“不上”，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尽管苏武庙远在他乡，但诗人却不畏路途遥远，拟“遥寻”之。这样，就把自己仰慕苏武坚贞不屈，而鄙薄李陵投降变节之心志，曲折地表现出来。屈大均写作此诗，并非是无病呻吟，为怀古而怀古，而是他在明亡之后，表示自己决不同清廷合作，矢志不渝忠于明室的心志的委婉流露，是他对叛降清廷的汉族士大夫的一种侧面的谴责。

　　颈联“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由言志又转入写景。两句诗写景极为传神。群鹰展翅搏击长空，已见奋飞碧霄的身影；作品于“群鹰击”之前，又着“风助”二宇，更可表现出苍鹰那种顺着风势急速飞行的矫健不凡之态。“万马来”之前，又着“云随”二字，更可表现出骏马四蹄腾空，凌厉飞驰，呼啸而来的气势。两句诗极力突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动态。但搏击的群鹰，疾驰的万马却并非实写，而是虚写诗人眼中的幻觉。这种假想中的幻觉，又寄托了诗人巨大的希望。诗人希望在中华大地出现群鹰搏击长空，万马奔驰原野那种抗清的场面。这种虚幻的景象，显然是诗人出于反清扶明的渴望，而于无中生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但这种精神活动，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无法直言的隐秘，是渴望得到心理满足的一种主观情感的表露。

　　尾联“关前无数柳，一夜落龙堆”。以景语结束全诗。前人论诗论词有所谓“清空一气”之说。所谓“清空一气”，不过是一种“化景物为情思”，使物中有我的一种写法。这两句诗即具有“清空一气”的特点。诗人用干枯的柳叶整夜在狂风吹动下，不断地飘飘洒洒从树上落下的景象，使眼前景象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忧郁气氛，从而渲染内心的哀愁。同时，又以柳叶自况飘零的身世。这样，就使读者在景物描写中似乎看到了诗人自我的形象，而诗人自我的形象也似乎化入了景物。是写物抑或是写人。给人不即不离之感，物我似乎已融为一体。以“清空一气”的景物收束全诗，既能宕出远神，又得含蓄蕴藉之美，令人品味无穷。

　　这首诗诗人一开始就坦露自己惊喜的心情和宽广的胸怀。“来来先上上方看，眼界无穷世界宽。”他站在寺院的上方，好象在召唤后来的游人：来啊，来啊，请先到山林的顶峰来吧！这里你尽可以扩展视野，放眼看这世界是多么宽阔广大！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兴致勃勃，意气飞扬。“来来”、“先上”，语言通俗，带有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

　　接着，诗人撷取了四个最具美感的镜头──悬岩飞瀑，林萝绿荫，迢递群峰，盘旋山道，艺术地再现了报恩寺上方的无限风光。

　　先写岩上瀑布的动态：“岩溜喷空晴似雨”。岩上的飞泉悬瀑，凌空迸射，水珠四溅，化为一片迷蒙的云烟，袅袅而下，宛如在朗朗晴日，挂起一幅白色的雨帘。“喷空”，状水势之大，飞泻之急，遣词有力，把岩溜写活了。“晴似雨”，使景色空蒙缥缈，分外清幽秾丽，给人们多少神思异想。

　　接着写林萝的静态：“林萝碍日夏多寒”。林间的藤萝，缠树绕枝，遮空蔽日，形成了浓密的树荫。置身其间，一阵阵爽人的凉意，沁肌侵骨。哪里还有什么盛夏的炎威，溽暑的烦恼！

　　再写众山的远姿：“众山迢递皆相叠”。步出林荫，纵目瞭望，遥远的群山，重峦叠嶂，点点峰尖，如碧海浪涌。这是一幅立体感很强的画图，令人游目骋怀，开拓心胸。只有居高临下，放眼天边，才能把群山写得这样形神俱活，气势磅礴。

　　然后写山道的由近而远：“一路高低不记盘”。登临高处，回顾来时走过的山间盘旋小路，绵延起伏，曲折回环。“却顾所来径”，又引起多少的遐想。刚才上山时，只觉得左绕右转，上下攀缘，奇趣无穷，再也记不清经过了多少次的盘旋，才登临到这个群山的绝顶。这一句回首总括了山路的艰险，景色的苍茫渺远。

　　最后，诗人深情地写道：“清峭关心惜归去，他时梦到亦难判。”这上方的美景久久地萦绕着诗人的心，可惜眼下就要归去了，真有些留恋难舍。“清峭”一词，总括前二联的景物：“清”，指“岩溜”、“林萝”：“峭”，指“众山”、“一路”，用词贴切不移。今日一别，何时还能重游呢？将来在梦中重游此地恐怕也要难舍难分呀！全诗在无限的依恋中结束，读者却久久沉浸在一种留连忘返、情难自已的况味之中。

　　这首诗情景交融，妙合无垠。那情是触景而生，情中有景；那景是缘情而生，景中含情。题寺诗却以情景取胜，又很少有所谓佛家禅味，足见诗人宽广的胸次、深细的体察和灵活多变的笔致。

　　这首套曲以写景开始，既交代了女主人公冬夜等候丈夫回家的背景，又借杜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的意境暗示了她的“佳人”形象。接着让她吐出幽怨和心声，便使读者对她在下文又恨又爱的表现有了充分的理解。

　　〔幺篇〕中“不信今宵又”语淡意深。一个“又”字回应首曲“又早黄昏后”的“又”，显示出男子的“狂游”晚归已是屡见不鲜。但女子的态度依然是“不信”，这就见出了她的一往情深。“不信”并非不承认现实，而是因为女子有着执著的理念：“大抵为人图甚么，彼此青春年幼。”女子对丈夫别无所图，唯一希冀的就是永远拥有着青春的美好理想。唐玄宗李隆基《好时光》：“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代表了古人对少年夫妻及时行乐的祝福和理解。曲中女子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于是她才会一边等待，又一边怨恨。这种自白只有在曲中才能毫不费力地直诉无余，在诗词等韵体中是不易达到此等效果的。

　　以下的情节曲折多致而富于生活真实。在经过度日如年的等待之后，丈夫终于回到了家，却露出了“乔公事”的蛛丝马迹。妻子追问，忍不住从嗔骂到动手扭住耳朵，然而最后要求丈夫的仅只是把“爱惜前程”的月下盟誓再复述一遍。她不愿让自己相信丈夫在外拈花惹草的事实，心中还忘不了当初“指定梅梢月儿咒”的恋情，这就再度显示出她的善良和痴情。全篇以女子的口吻娓娓诉出，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注重情节的戏剧性，无疑同接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有关。而散曲套数在逼肖声气、描摹心情、表现生活内容等等方面，确实于韵体中占有特别的优势。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