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面前落下的花瓣在微风中飞舞着。重重翠柳笼罩在缕缕水雾之中,柳絮象漫天飞雪。雨后仍感到微微的寒意,春天的愁绪加上微醉的酒意形成病中惆怅的情绪。
躺在床上从枕边看去,青山象屏风围绕着绿湖,周围点缀这点点灯光,每天晚上只能眼看这景象。寂寞中起身来掀起窗纱,看见月亮正在花丛上缓缓移动。
注释
褰:撩起。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第一首,王绩选择宝琴以自喻,“材抽下山干,徽点昆丘玉。漆抱蛟龙唇,丝缠凤凰足。”都是自己才华的象征。而且宝琴又先后奏了《广陵散》和《楚明光》这样高雅的曲子,但曲高和寡,无钟子期那样的知音来欣赏,寄寓了他怀才不遇的感慨。
第二首王绩以翠竹自比,写了他所处的艰难的环境“霜霰封其柯,鹓鸾食其食”,不仅如此,还有性命之忧,“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翠竹虽然有用,但却终遭到砍伐,反不如山上之草,得以繁茂生长。他上一首表现了出仕的愿望后,在这一首又马上表现出了消极的畏祸心理,又趋向于隐。这种心理状态又持续到下一首。
第三首写宝龟处身不慎,因此落入罗网,惨遭杀身之祸。王绩想到了出仕后政治生涯的风波无常,继上一首表现出了畏惧和隐逸避祸的心理。
在第二首和第三首王绩意欲归隐后,王绩第四首又写了松树,尽管生得其地,免遭砍伐,但却是自生自灭。“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表现了王绩想到归隐虽可自保,但却不甘心无为无用的心理。出仕的欲望又有所抬头,接着又写了第五首。
第五首虽然写了“荣荫诚不厚,斤斧亦勿伤”,流露了王绩知足求全的心理,似乎道家的隐逸思想又占了上风,但最后一句“赤心许君时,此意那可忘”却又明显地表现出他渴望出仕的心理。
可将第六首视为前五首的总结和终结,它是王绩苦苦思索和挣扎后得出的一个结果。前几句写凤凰高翥远翔,表明了王绩决心归隐。但最后四句又写在“皇臣力牧举,帝乐箫韶畅”的时候,他自会重返朝阁,经世济用的。
《古意六首》风格朴质无华,完整地体现了王绩关于仕与隐的心理矛盾,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从怀才不遇到归隐避祸,从不甘无用到意欲出仕,从决心归隐到期盼清明盛世重返朝阁的心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