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感叹世路艰险,聚散匆匆,劝友人且尽今日之欢。与友相逢作歌辞,首句即说“世路风波险”,可见词人在人生宦海中遭受到无数艰险磨难,备尝艰辛沧桑。世路艰险而十年的时光易失,仿佛顷刻须臾之间便过去了,更让词人倍感人生聚散无常,因此更应该加倍珍惜眼前与友人的相聚。“相见且欢娱”既是劝友人也是自劝。
下片写相聚畅饮,愿为友人一醉,蕴含忧愤疏狂之意。“好酒”二句意为虽然春风不能将白发染黑,但好酒可以排遣不得意的时光。所以词人在词末言道,自己愿为好友花前一醉,即便醉了也不要让歌女来扶。
词人直抒胸臆、狂放中含愤懑之意,疏放中有沉着之致。同时该词也已不同于五代、北宋的士大夫在词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花间樽前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生的感慨,既表现了词人的旷达胸襟,同时也加重了这首词的感情分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世的道路风波险恶,十年一别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人生的聚与散就是这么的长,相见之时还是要及时娱乐。
好酒能消磨时间,忘却时间带给人的痛苦。胡子已白,春风再也不能将它染青了。为了公子喝醉了就往花前倒下,身边的歌妓,且莫来扶。
注释
须臾:片刻。
光景:时光,时间。
髭须:胡子。唇上曰髭,唇下为须。
红袖:女子红色的衣袖,代指美女。
上片感叹世路艰险,聚散匆匆,劝友人且尽今日之欢。与友相逢作歌辞,首句即说“世路风波险”,可见词人在人生宦海中遭受到无数艰险磨难,备尝艰辛沧桑。世路艰险而十年的时光易失,仿佛顷刻须臾之间便过去了,更让词人倍感人生聚散无常,因此更应该加倍珍惜眼前与友人的相聚。“相见且欢娱”既是劝友人也是自劝。
下片写相聚畅饮,愿为友人一醉,蕴含忧愤疏狂之意。“好酒”二句意为虽然春风不能将白发染黑,但好酒可以排遣不得意的时光。所以词人在词末言道,自己愿为好友花前一醉,即便醉了也不要让歌女来扶。
词人直抒胸臆、狂放中含愤懑之意,疏放中有沉着之致。同时该词也已不同于五代、北宋的士大夫在词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花间樽前的时代风尚,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人生的感慨,既表现了词人的旷达胸襟,同时也加重了这首词的感情分量。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
沉著的意境平静、稳重,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对人对事一种生活态度,凡事‘无须烦恼无须愁,随遇而安莫强求,冥冥之中有定数,有如水向低处流,万物皆由机缘定,来时不先也不后,凡事可遇不可求,不如意时人人有,耐心耐性来忍受,船到桥头自然直,揠苗助长栽跟头。忧虑太多容易老,人生能有几春秋,人在福中要知福,知足常乐喜心头!’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上片“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说的是词老与苏伯固三次作别了,前次在泗上相别时,尚不得言真老,而这次分手可真正是衰老暮年了。两句倍写出与友老分别之苦,突出两老间的深厚情谊。“白尽老髭须,明日淮南去。”说的是友老不仅头发白了,连髭须也全白了;然而,当此衰老之年,词老却仍不能停歇与挚友欢聚一堂,明天却又要动身赴扬州任去了。可谓怆情无限,浅处见深。
下片“酒罢月随老,泪湿花如雾”,抒写别宴时的难舍难分和悲哀心境。月亮好像也知情义,它从开宴一直到酒罢,都跟随着游子们慢慢移动,不离左右,表现了夜宴的时间很长,各自依依不舍;而老已经是泪湿满面了,衰鬓影像模糊朦胧,好像在雾中看花一样,悲从中起,无可遏制。结语煞时化作期待的幻想:“后月逐君还,梦绕湖边路。”“梦绕”,用字精警,实谓恐怕再聚首也是在梦境里,前景渺茫了。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紧扣一个“惜”字:惜之因,惜之状,惜之深,真情喷泻,哀怨递进,结构严紧,回环曲致,语浅意深,虚实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