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南的柳树,叶子很小,成不了绿荫。人们看它仿佛轻丝一般不忍折断,连黄莺也嫌弃树枝太嫩不能在上面停留唱歌,只能等到春意深了再看。
十四五岁,得了空闲抱着琵琶再去看。堂上少女在玩簸钱,我从堂下路过,以前见过就暗暗留在了心上,何况到现在呢?
注释
簸钱:古代一种以掷钱赌输赢的游戏。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首句“嘉陵江色何所似”问春天的嘉陵江水的颜色,次句“石黛碧玉相因依”是对上一句的回答。这两句是在描述嘉陵江水的自然景色,属于寄情于景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正怜日破浪花出”说乘船于嘉陵江上,正在对倒映在江面上的太阳进行欣赏之际,一阵阵浪花涌来而将水面上的日影搅乱,杜甫对此美景受破坏感到怜惜。杜甫在刚表达了对嘉陵江江面倒映着红日的美景被破坏之惋惜心绪后,紧接着又将岸边河滩上的绿草看在眼里而使用转折的语句“更复春从沙际归”说来赞美嘉陵江(西汉水)。前句中“日破浪花出”是在写景,而前面的“正怜”就是在写情;后句中“春从沙际归”,既与“日破浪花出”相对仗,又与“更复”即“更看到希望”所表达的情感相交融。这两句属于融景于情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巴童荡浆欹侧过”在《杜诗镜铨》中被刘须溪评价为“景少”;“水鸡衔鱼来去飞”又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这里的前句,虽然只描写了有巴人小儿划着小船从杜甫的身边穿过去这一较为单调的景色,但是在此却体现了杜诗之中的人民性——“巴童”,这是在《阆山歌》与《阆水歌》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代表;这里的后句隐约寓指杜甫在写此首诗时他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在阆中的南津渡或正处在南楼(华光楼)一带。这后句看似写景的诗,却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而之所长的地方,既是在为后人辨别杜甫写此诗的环境而告诉人们有关诗圣当时的位置,又能为此诗重点内容即最后一句的现出,铺展其必要的文化意境;所以,“语长”。这两句用了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阆中胜事可肠断”,杜甫用“可肠断”的悲情,来叙说他在了解阆中古老“胜事”之后的感受;说明杜甫所得知阆中胜事的心绪、与回忆遭遇“安史之乱”的状况相似。《杜诗镜铨》所引《杜臆》犹云“恼杀人意”来解释杜甫此时此刻的心情,说明了杜甫此时很可能心绪悲怆。结句“阆州城南天下稀”:《杜诗镜铨》结合“阆州城南天下稀”所作的解释,举出了“阆之为郡,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的例子。这说明在清代,已有文人(包括在此之前而可能前延于唐代或更早的文化背景)识阆中古地,就是昆仑阆苑、就是阆苑仙境——阆州城南的锦屏山以山载人、人高如山自成仙,其山势、其风水、其神话“三位一体”,成为了杜甫所赞的“天下稀”。最后两句诗,是抒情兼叙事的诗句——这样的表现手法,就更能够易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诗句之中。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这首《阆水歌》专咏阆水之胜,它与《阆山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这首诗中那在白杨树下踯躅的人儿,究竟是男、是女,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或她)一定是早早吃罢晚饭,就喜孜孜来到城东门外赴约了。这约会在初恋者的心上,既隐秘又新奇,其间涌动着的,当然还有几分羞涩、几分兴奋。陈国都城的“东门”外,又正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那里有“丘”、有“池”、有“枌”(白榆),“陈风”中的爱情之歌《东门之池》、《宛丘》、《月出》、《东门之枌》,大抵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
此时主人公的伫足之处,正有一排挺拔高耸的白杨。诗中描述它们“其叶牂牂”、“其叶肺肺”,可见正当叶儿繁茂、清碧满树的夏令。当黄昏降临、星月在天的夜晚,乌蓝的天空撒下银白的光雾,白杨树下便该映漾出一片怎样摇曳多姿的树影。清风吹过,满树的叶儿便“牂牂”、“肺肺”作响。这情景在等候情人的主人公眼中,起初一定是异常美妙的。故诗之入笔,即从黄昏夏夜中的白杨写起,表现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画境;再加上“牂牂”、“肺肺”的树声,听来简直就是心儿的浅唱低回。
但当主人公久待情人而不见的时候,诗情便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字面的景象似乎依然很美,那“煌煌”、“晢晢”的启明星,高高升起于青碧如洗的夜空,静谧的世界便全被这灿烂的星辰照耀了。然而,约会的时间明明是在黄昏,此时却已是斗转星移的清寂凌晨,连启明星都已闪耀在东天,情人却不知在哪儿。诗讲究含蓄,故句面上始终未出现不见情人的字眼。但那久待的焦灼,失望的懊恼,分明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于是“煌煌”闪烁的“明星”,似也感受了“昏以为期”的失约,而变得焦灼不安了;就是那曾经唱着歌儿似的白杨树声,也化成了一片嘘唏和叹息。
此诗运用的并非“兴”语,而是情景如画的“赋”法描摹。在终夜难耐的等待之中,借白杨树声和“煌煌”明星之景的点染,来烘托不见伊人的焦灼和惆怅,无一句情语,而懊恼、哀伤之情自现。这正是此诗情感抒写上的妙处。由于开笔一无征兆,直至结句方才暗示期会有失,更使诗中的景物描摹,带有了伴随情感逆转而改观的不同色彩,造成了似乐还哀的氛围递换、变化的效果。
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