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皇甫晖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岂：难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世人说。
以：把。
矢：箭。
立：即位。
与：赐给。
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
乃：你的。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锦囊：丝织的袋子。
负：背负。
前：在前。
及：等到。
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
旋：归，回。
纳之：把箭放好。
方：正在。
系：捆绑。
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
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
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
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
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
及：等到。
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
抑：或者。
本：探求，考察。
迹：迹象。
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
兴：使……兴旺。
逸豫：安逸舒适。
举：全，所有的。
莫：没有人。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例证法
本文属于史论。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运用这种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但在具体选材上，却以“晋王三矢”这一不能确定为史实的传说作为事例，并加以详述，体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匠心。文章并没有写庄宗如何“逸豫”，但通过“晋王三矢”这一典型的、生动的事例，充分地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辅之以评论庄宗盛衰时所涉及的点滴史实，就使人对于庄宗的由“盛”而“衰”、由“忧劳”到“逸豫”不言而明，达到了以材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鉴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对比论证法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一个既正反对立又合而为一的命题。作者运用了—组组简洁强烈的对比，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说明成败之迹皆出于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贯穿始终，从“盛”“衰”两个方面，围绕着“人事”进行层层深入的对比论述。本文的对比论证在总体上着眼于“盛”“衰”与“忧劳”“逸豫”的因果关系，从中心论点到论据，从论证过程到结论，不论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实，还是作者抒发的感慨和议论，都是对比性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既突出了中心论点，使说理深刻、透彻，也使文章一气贯通，前后呼应，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⒈语言委婉，气势充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毫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毫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的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明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充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伶叙传序》：“抑扬顿挫，得《毫记》神髓，《五代毫》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毫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⒉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王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明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⒊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明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明省。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泽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泽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泽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发端以“谢公台”起兴，意在写出赴任途中来到友人李公择湖州任所的一种快感。这里的“谢公台”，应当是借喻友人任所。“明月清风”则是运用成语，借以写湖州的自然美，似乎也隐隐象征着友人清高洁白的操守，而以感叹出之，表达了词人的赞赏之情。三、四句转入对旧太守、友人孙觉的怀念：“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二句写出了席间面对新守时对旧守的怀想。随后又回到当前，赞颂新太守、东道主李常的才具：“短李风流更上才。”“短李”与“髯孙”都是用典，正好切合新、旧太守外形与姓氏的特点，前后相映成趣，显得既典雅又诙谐。
过片两句对景感时：“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词人以“映酒杯”点明“席上”劝酒的题意，以“满院黄英”写出深秋时节的特征，对“秋色渐摧颓”的概括性描述则寓含着时序迁移的感慨，与上片写到的“旧日”、“重来”这种今昔之感是一脉相通的。最后三句是对明春桃花争开的盛景的想象，词人化用刘禹锡的诗意，变讽刺为赞颂，象征性地赞美了旧太守的政绩，并再度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大概是事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一种普遍现象。
全词，词人表达了对旧太守的怀念，同时也是对新太守的激励，因为未来提起的栽树的“刘郎”，是现在的太守李常。作者题作“劝李公择酒”，其深意或许就在于此。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这首词的题目交代了作词的地点、时间，叙写的中心——“会流杯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南引水入其工程。上片写雨后暮春景物，并抒写了惜春的意绪。开头三句从其南引水入其工程写起：东武其南筑就新堤，郑淇河水开始充盈。其所以由此落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曲水”的水源，对下片来说，真可谓伏脉千里。以下详写暮春景物，先写雨后山冈上花木零落的景象：一场小雨过后，在那浓密的树林中和苍翠的山冈上，红花绿叶，堆积满地。透过字面，仿佛有词人轻微的叹息。以“卧”、“堆”两个动词形容花叶遍地狼藉的状态，以“红”、“碧”两个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借指花、叶，都显得十分形象和精炼。再写“枝上残花”荡然无存，于是向江边追寻春天的踪迹：试问未来还有多少春光？算来不过三分之一。这就是寻春所获得的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使人略感安慰的结果。因此，词人在描写暮春景物时，也由隐而显地表现了他惜春的心情。
下片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以及对当年兰亭陈迹的感慨。换头“官里事”四句，词人感叹官衙事务纷繁，自然界又多风雨，轻闲而明丽的日子竟没有多少。这是一笔衬托，说明聚会流杯亭是很难得的。以下“相将泛曲水”两句，正面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上巳日与同僚相约聚会于流杯亭，开展曲水流杯的活动，全其百姓都争着前来观光。“相将”句明点词序“会流杯亭”，转到对全词中心内容的叙写，但用墨极其简炼，妙处全在从闲处铺垫以及从侧面烘托。与暮春自然景物相比，“泛曲水”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春光大减所造成的缺憾，所以上片所写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铺垫。“满其争出”句，由充当热心观众的全其百姓渲染出曲水流觞现场的盛况。一个“满”字和一个“争”字，更令人想见万人空巷的热闹情景，以及词人作为州郡长官与民同乐的惬意和自得。另一层烘托则是由眼前景、事所引发的对历史的联想：“君不见兰亭修楔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显然，兰亭修禊与曲水流杯，当日主盟其事并作序的王羲之与词人自己，众名士（“豪逸”）与众同僚，一一对应，其衬托和比喻之意清晰可见。结尾两句紧承上文，对史事感慨系之：到如今只有长竹布满故地的山岭，而昔日盛事已成陈迹，再也无从寻觅了。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主要是为了慨今，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其真正用意即在于此。它所蕴蓄的是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沉痛之感，是带有人生哲理意义的。
这年十二月，苏轼离开密州任所时，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别东武流杯》诗，可见上巳雅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