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浚、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这是一首意境凄迷朦胧的送别词。
此词选取满溪之蘋绕堤之柳、低垂之月、霏霏之烟、凄凄之风、寂寒之鸥等景象，营造出一个朦胧的境界，有效地渲染、烘托出送者凄迷的心境。全词以景语结情，熔情入景，其显著特色是词调声情与词情妙合无间。词用平声，其音低抑，如诉如泣，而且句句押韵，韵脚既极密，声情便紧促。特别是过片二句，全用阴平声，尤见低抑。低抑的韵脚、字声与急密的韵位构成一部声情悱恻的凄调，与词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
起首一句，写送行途中所见景象。“苹满溪。柳绕堤。”青苹满溪，其含意无异于芳草萋萋，亦是关别情。垂柳绕堤，则暗示沿曲曲溪柳送行之远。熔情入景，寓事于景，意蕴包孕很丰富，语言却极简练，只六个字。
“相送行人溪水西”承上，点明送行之事，也点明全词的词旨。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溪水西”就是送者不得不止、行人终于别去之处。无限凄惘，见于言外，因为水西一别，行人已经渐行渐远，则送者不得不返。
歇拍即写送者归来所见景象：“回时陇月低。”陇月即山月，山月低垂，则天将拂晓。可见，送行之时是拂晓之前。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回时”二字，写送者沿送行原路折回。方才顺此路送行，此时逆此路返回，却是孤身一人，唯有低垂之陇月，照见形单影只而已。“陇月低”三字，妙景物之特征与情感之特征相似。此句陇月之低垂，与送者心情之低沉，特征完全相同；低垂的陇月，正象征着低沉的心情。
上片描写送别情境，下片则转写别后情境。过片两句，纯为景语，写的是：拂晓之后，山水原野，烟霭霏霏笼罩，寒风凄凄交加。而送者的心灵，同样笼罩凄迷怅惘之中，这景语又正象喻着心情。这两句不但有景象吻合心情之妙，而且有声情吻合词情之妙。这两句共六字，字字皆阴平，构成凄凉之调，读来愈觉其凄楚。
“重倚朱门听马嘶”写：送者已回到家门，可是仍不能平静，因为家门反而触动了伤心 怀抱，所以送者转过身来，背靠朱门，面向远方，重新举目眺望行人所去的方向，可是，只听得路上过往的马嘶声，再也不见那人的影子，声声马嘶想必紧揪着送者的心。
结句“寒鸥相对飞”将凄迷的词情推到极致：此时，天地间唯有那霏霏晓烟中飞来飞去的寒鸥，与孤独的送者相对。人鸥相对，只是一片静默而已；这静默之中，包含着无限的悲哀。此句还含蓄地点出送者为女性，行人为男性。温庭筠《河传》词云：“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可与此词参看。抒情主人公送行归家，闻路上马嘶声，犹倚门倾耳而听。一个“听”字，写出其心动神驰之状，而一个“重”字，则其念兹兹之情亦可想。骑马去者必为情郎，则“倚朱门”者自是怨女。对此作者偏不于明处交代，只从“听马嘶”一幕曲折透出。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