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二句回忆昔日送别友人的情景。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浮玉亭，是词人经常涉足的地方。暮春时节，他曾多次到此送友远行。饯宴在绿树繁茂、浓荫蔽日的亭子里举行。词人不停地举起酒杯，向挚友频频劝酒，殷殷话别，但行人和送者皆心绪不宁，为离别在即而不胜感伤。“阳关”句即描写这种恨别之情。“阳关”为唐代诗人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代称，亦名《渭城曲》。此诗将人类普遍具有的感情——友谊，写得十分真挚感人，因此，它在当时就被谱上乐曲，作为“送别曲”、“友谊歌”而广为传唱，世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词人这里说“阳关常恨”，是因为别时与友唱阳关，唱罢阳关别故人，而他经常与友分别，故谓“常恨”；正因“常恨”，故再听到阳关唱起，就“不堪闻”了。“不堪”，意为禁不起。词的四五句写词人远行时的情景。陆游这次离开京口赴南昌任职，正是冷落清秋节。从前于春残花尽时与人分别，对方是行人，自己已觉伤心；今日秋风萧瑟，草木摇落，自己是行人，将别故人而远去，其悲伤之情当然要倍增于过去了。因此，此时此刻，词人的离别之恨和远行之悲，充盈胸臆，溢于颜面。

　　下片仍写离情。饯宴将止，别离在即。居人和游子依依惜别，互相慰藉，想到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难达，不禁黯然消魂，潸然泪下。“清泪”二句，生动地表现了居人和游子之间真诚而又深厚的友谊。下面“一江离恨恰平分”一句，语颇隽永，意蕴深邃。离愁别恨是十分抽象的东西，难以言状。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虽然以江水之无穷喻愁情之不尽的不计其数，但写得耐人寻味的佳句却殊鲜见。陆游的《浪淘沙》即景抒情，谓离别的悲愁犹如眼前的江水那么多，一半给你（居人），一半给我（游子）。如此描写，就把离恨的深重具体化、形象化了，能使人掂量离恨的轻重，体会分袂的痛苦，它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末二句，更是涉想新奇，匠心别具。词人幻想若能得千寻铁锁，把长江截断、锁住，使我不能远行，居人也可将我留住，这该有很好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幻想，表达了词人希冀与友人长在一处永不分离的良愿，也反映了词人与挚友不忍分别但又不得不别的痛苦。

　　这首小令，开篇回忆往昔我送友人，接着跌进一层，状绘今日友人送我，最后通过幻想来写不忍分离，把别意写得缠绵悱恻，读来颇有余味。

　　金明池，是北宋汴京著名的苑囿，风景美丽。这首词的特点是采用赋体，充分利用长调篇幅大、容量多的优势，尽量铺叙，尽情抒写，结合风景的描绘寄寓身世之慨，笔触细腻，委婉动人。

　　整个上阕好像展开一幅画卷，从汴京的顺天门一直铺向金明池，上有轻云淡曰，穹窿一般的天宇；中有似雪杨花，随风飘卷，间杂着三点两点细雨，洒向京城的大道，洒向大道上的游人。轻尘被细雨浥过，空气格外显得清新。而一枝鲜花伸出墙头绿茵似的芳草铺满长堤，风景格外优美。到了近郊，又只见水绕人家，桥当门巷。对对黄莺、双双紫燕，在花丛间飞来飞去。

　　词人在描绘这些景物时并不是纯客观地摹写，而是用多种手法加以衬托点染。第一是赋与自然景物认人的感情，即拟人化。此词所写的“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便带有“闺房之意”。花枝出墙，竟似美人一般，缅怀着惆怅之情，望着远去的王孙公子，是花枝惹人，还是人惹花枝，几乎难以分辩。第二是以动衬静。第三是注意色彩的点染。如青、紫、似雪的杨花，已正面写出三种颜色。至于“好花枝”当为红色，芳草与水，当为绿色，这是暗写。

　　下半阕转入抒情。过片以问句形式，紧扣上半阕所写之春景，转折之中，意脉不断。“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一方面是表示对大好春光的一片留恋之情，一方面是抒发人生无常、青春难久的感慨。至此，整个词情便由欢乐转入纵酒听歌，由纵酒听歌再转入悲伤愁苦，结句则宕开一笔，逗“归欤”之叹。

　　此词上半阕着重写乐景，下半阕着重写哀情，“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写美人唱情歌，才子饮美酒，乐则乐矣，然其中已有及时行乐的颓放思想。此以表面之乐衬内心之悲，所以下面“况春来”三句把“伤心”“愁苦”倾泄出来。

　　此词结尾三句不是通常的以景语作结或情语作结，而是以动态作结。前面说“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感情已十分消沉；至“宝马嘶风，红尘拂面”，系回映前半阕游赏，本该感情一扬；然一“纵”字，则变为决绝语，意为即使游赏金明池再怎么快乐，词人也得回归故乡，感情极为沉痛。

　　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小雅·黄鸟》是诗人为苦难人民喊出的悲愤之声，写出流落异乡人的痛苦。不是天灾人祸，谁也不肯流落他乡。但命运使然，无可奈何。诗中的主人公在异乡遭到他人不友好的对待，心情很坏，当他看到黄鸟成群飞来，啄食自己辛苦种下的粮食时，一股怨气便从中而出。其实，他心里愤恨的是经常欺负、歧视他的当地人，是拿这些黄雀作比而已。

　　此诗与《魏风·硕鼠》一起展示了古代社会的一个现实：硕鼠为患家园，黄鸟做恶他乡。非但乐土天国无处可求，就连此邦之人，也是“不我肯谷”、“不可与明”，甚至“不可与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异乡遭受剥削压迫和欺凌，更增添了对邦族的怀念，“言旋言归”，“此我邦族”，还是返回故土吧！虽然不能逃避硕鼠、黄鸟、恶人，但或许还能在和亲人的依傍中寻求些许暖意，给这充满伤痛的心以解脱的慰藉和沉醉。

　　全诗三章往此加强，不断地对黄鸟进行控诉，不断地对当地人进行批评，批评他们不能善待异乡人，不能进行心对心的交流，不能和平共处；不断地表达着快快回到亲人身旁的愿望。

　　听着这来自远古的动人心魄、直冲云霄的愤怒悲恸的呼声，就连今天的人也禁不住为这位生活于乱离之世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洒一掬同情之泪了。文学是活的社会生活与心灵体验的历史，《小雅·黄鸟》这首诗，正是春秋末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世风日下之坏乱景象的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缩影。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堪忍受剥削和压榨的愤怒和对世道人心的彻底绝望。

　　在立意方面，这首诗与《魏风·硕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以“啄我之粟”的黄鸟发端，类比起兴，以此影射“不可与处”的“此邦之人”，既含蓄生动，又表现了强烈的爱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