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无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无双关,呼告中无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无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愁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
诗中描写了恒山于群山中独尊。首联写云中山势极高,颔联写河流在山下汇合然后向西南流去,颈联写仙台与太阳相映照,尾联写天色变暗,作者不能尽兴搜奇了。全诗从多个角度描绘恒山的高峻,口吻夸张豪迈,艺术感染力强烈。
诗的开首两句,便用夸张豪迈的口吻写出了恒山众山独尊的地位。“云中天下脊,尤见此山尊。”恒山所在的山西浑源县在古代属云中郡统辖,作者说云中恒山是天下的屋脊、脊梁,极言此山之高峻。
“八水皆南汇,群峰尽北蹲。”这是鸟瞰的图景。登临纵目,只见山山条条水脉尽皆汇向南方,被山势所拘,龙王也只得俯首称臣,顺山势而下。因为恒山突兀高耸,便显得群峰都好像向着北岳蹲下一样。这两句诗,与杜甫的《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仙台临日迥,风窟护云屯。”这两句又可视作是仰观的景象。恒山顶上有会仙府、琴棋台等建筑,因为修筑在山巅,便有“临日”,迫近太阳的遥远之感。“风窟”在北岳观两侧,悬崖壁立,空谷来风,窟中山风常似虎啸。彤云密布,云从风,在山谷间屯集,风涛、云海,正是名山特有的景观。面对这瑰丽的景色,诗人留恋不已,久久不欲离去,他还想看到更新奇的景致显现。“剩有搜奇兴,空怜前路昏。”便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诗人雅兴不减,还想进一步到云深不知处搜奇探胜,怎奈日暮途穷,不觉已是红轮西坠,天色暗淡,不辨东西了。诗人把这种游兴不减,余韵正浓的情绪放在天色已晚无法继续游览下去的时刻,更让人觉得惋惜,更让人感觉到北岳恒山那丰富无垠的内涵。纵然滞留更多的时日,也无法穷尽其中变化万端的风光。诗人用“空怜”二字,淡淡地带出未能尽兴游览恒山的遗憾。
全诗从不同角度极力描绘恒山的高峻,或明说或暗含,无一不是一个“高”字,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人更加增添对北岳恒山的神往。
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