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实际是一首标准的况物自比的咏梅诗。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文武双全，年轻时意气风发，曾有一首词自赞：“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北宋灭国，是陆游一生中永远的痛，他一怀忠贞，念念不忘北伐，但一直得不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直至死去，中国人都熟悉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诗句，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也是相通的，反应的是在诗人特有的政治处境下，心念复国，若有所待，非常幽微，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

　　从诗比较明朗的格调上看，这应是陆游中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政治空气应该是，偏安势力牢牢控制政局，北伐派的处境至为严酷。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着花迟。”说的是诗人自忖处于政治势力的边缘，资历不高，又力主北伐，长时间得不到当权派的重用是自然的事。

　　但是，他的心中确实仍有期待。年复一年的等待并没让他感觉到绝望，“自分”二字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要知道，在当时的氛围中，能保持这样比较舒解，比较积极的心态并不容易！

　　就像这眼前大雪覆盖，依然含苞待放的梅花一样——你可能理解到，那雪中咏诗之人的高标逸韵？……

　　浓烈的诗情画意，夹杂着无法言说的身世之感，虚实相照，浑然一体，烘托出一种清逸深幽的特殊美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惯有风格，也是我们的祖先奉献给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独到财产。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

　　这篇文章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写灵岩及灵岩寺的幽绝。文章第二部分一落笔，先交代朱子颍因公事缠身而未能同游，然后叙述自己在聂剑光的指引下涉水越岭，游历与灵岩相望的琨瑞谷的情景。

　　文章的构思跳跃性较大，先写灵岩寺的座落方位及寺院附近的景抵接着插入一段聂剑光导游的情况，然后又介绍寺院的修建及与朗公谷的关系，最后又谈到给朱子颍写信。这种写法，接近于游山的散记，但叙写的中心还是围绕灵岩，因此散而不乱。构思的跳跃，反而使文章显得活泼，作者便于多方面地对灵岩进行描写和介绍，使文章内容比较充实。

　　此文在描写方法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作者善于以精练的语言描写事物的状态。如“翳高塞深，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等。前者状物逼真形象，寥寥数笔便把遍山柏树；灵岩寺隐在柏林中的情况表现出来了。后者写“积雪”、“初日”，“寒光”，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季节特点和游人的特殊感受，可谓传神之笔。“桐城派”作家写文章，要求言辞“雅洁”。“雅”是文雅；“洁”是精炼。因此用少的语言恰当地表现出所描写事物的特点，是“桐城派”作家的共同要求，而此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姚鼐是喜欢考据的，就是写游记，也主张“以考证助文之境”，因此他的游记中，经常出现对名胜古迹进行考证的文字。这篇散文对朗公谷、朗公石的介绍，对庙宇兴废情况的介绍，都属这类情况。游记文学增加考证的内容，容易使文意游离，文气不调谐，而姚鼐行文之妙，在于他善于把考证性出文字与全文结成一体，不仅不是文章的赘疣，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深度。这也是姚鼐游记文学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录自《花间集》，写一位行役之人旅途中追念旧游的情怀。

　　上片写旧日景致，幽雅缱绻，点明旧游景致之美，人之娇艳，引入对旧游情境的回忆。

　　“马上凝情忆旧游”。一位游子离乡远行，鞍马劳顿之际，他凝神远想，情寄旧游。这个开头领起下文，对抒情主人公的生活状况、感情色彩、想念的对象，都作了概括的描述，笔墨简练省净，既规定了词的下文所将叙写的情事，也为全词创造了深沉哀伤的感情基调。

　　“照花淹竹小溪流，钿筝罗幕玉搔头。”二、三句承“忆旧游而来，追想旧游之地和旧游之人。这两句，前句写自然环境，后句写人及情事，都小侧面着笔，以虚涵实，描绘出了诗情画意的生活片断，非常真切。上句写了三个自然事物，各用一动词来刻画，且写花、竹，避实就虚，不直接进行描写，而小写其被澄明的溪水所反照、所浸渍的情形，倍觉姿态摇曳，灵动有味；那一片甜润温馨、深挚缱绻的依恋之情，更小油然溢出纸外。下句写人、地、乐器，叠用三名词，但所在地的环境，人物的美貌，尽形毕态，跃然纸上；赏心乐事，难以忘怀。

　　下片写别后情况，渲染出一位在晚风斜阳中充满忧愁的旅客形象，极言旅途之劳顿与别后思念之情。“早小出门长带月，可堪分袂又经秋。”过片承“马上”，叙写与旧游分离以后的浪迹情景。别后常小披星戴月，辛劳奔波，忽忽又已经年。行役已艰辛备尝，更难堪分别日久的相思之苦。“早小……可堪……”，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已小……哪堪……”的句式，具有递进、加倍的作用，与上片“旧游”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比较之下，显然见得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浪游人的哀伤情绪。

　　“晚风斜日不胜愁。”结句再作渲染。晚风萧瑟，斜阳惨淡，游人对着这寂寞苍凉的景色，不禁触目伤情，愁绪无穷。词至这里，既回应了开头情境，使首尾相贯，浑然一体，又借苍茫暗淡的暮色，将无形的愁思衬出，收到语深意长、含蓄不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按其内容来说，小典型的香艳词了。但作者却将男欢女爱、卿卿我我这样的情事有意淡化，而着重写两颗心灵的追忆与呼唤，这就使香艳词脱离了脂粉气，男欢女爱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与净化，风格也显得清俊明秀，空灵透脱，疏中有密，跌宕多姿。

　　词小抒发追忆旧游的感情，表现上却纯用叙述手法。全词通过精心选择、描述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场景，事中见意，景中含情，使词画面鲜明而情味浓郁；再者，以首句领起全词，照管上下片，前后呼应，起承转合，脉络分明，构思精巧，结体颇具匠心，堪称“章法极妙”。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