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留题记游的即兴之作,颇能表现诗人潇洒坦荡的性情。诗的首句写诗人访问袁氏别业,其实与别业的主人并不认识;次句写诗人不仅贸然来访,而且还选了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后两句写诗人劝主人不要为买酒招待客人担心,客人口袋里自有买酒的钱。全诗清新脱俗,别有风味。
诗人并非专程访友,只是随性游春至此,因为风景优美,虽然主人不相识,仍然停留下来,“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不是一个开朗、洒脱、好交友、好结客的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既然留下来了,对着周遭美景,不可枯坐,要饮酒赏春,诗人心里这样想着,嘴上也就说了出来,“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主人你可不要发愁、唠叨说你没钱买酒呀,我的荷包里自有钱。只要你能陪着我,咱们来痛快地喝上一杯,如何?”这真是心无城府,豪放、洒脱、大方。
拥有这样的天真,这样的豪爽,无怪乎老贺归乡,最先迎上来的是一群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比起苏轼“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参寥《东坡先生挽词》),别是一番景象。
这首诗是作者豁达性格的一个突出表现。诗人与别墅主人素不相识,仅为林木泉石所吸引便来此游览,从侧面暗示出林园之可观。接下来诗人自言自语,拂去主人对他的担心,道出自己饮酒玩赏的雅兴。诗人对别业不着一字,却处处显露别墅身影,于此之中,诗人自身形象也呼之欲出。诗歌写得活泼清新,富于情趣。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此诗以记梦为由,抒写了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诗人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一幅亦虚亦实、亦幻亦真的梦游图。全诗构思精密,意境雄伟,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感慨深沉激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在形式上杂言相间,兼用骚体,不受律束,笔随兴至,体制解放,堪称绝世名作。
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其时李白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诗一开始先说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真是胜似仙境。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
天姥山临近剡溪,传说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因此得名。天姥山与天台山相对,峰峦峭峙,仰望如在天表,冥茫如堕仙境,容易引起游者想入非非的幻觉。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初出川时曾说“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入翰林前曾不止一次往游,他对这里的山水不但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的。
天姥山号称奇绝,是越东灵秀之地。但比之其他崇山峻岭如我国的五大名山──五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可是李白却在诗中夸说它“势拔五岳掩赤城”,比五岳还更挺拔。有名的天台山则倾斜着如拜倒在天姥的足下一样。这个天姥山,被写得耸立天外,直插云霄,巍巍然非同凡比。这座梦中的天姥山,应该说是李白平生所经历的奇山峻岭的幻影,它是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李白笔下夸大了的影子。
接着展现出的是一幅一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又送他降落在谢灵运当年曾经歇宿过的地方。他穿上谢灵运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曾经攀登过的石径──青云梯。
只见:“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继飞渡而写山中所见,石径盘旋,深山中光线幽暗,看到海日升空,天鸡高唱,这本是一片曙色;却又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不止有生命的熊与龙以吟、咆表示情感,就连层巅、深林也能战栗、惊动,烟、水、青云都满含阴郁,与诗人的情感,协成一体,形成统一的氛围。前面是浪漫主义地描写天姥山,既高且奇;这里又是浪漫主义地抒情,既深且远。这奇异的境界,已经使人够惊骇的了,但诗人并未到此止步,而诗境却由奇异而转入荒唐,全诗也更进入高潮。
在令人惊悚不已的幽深暮色之中,霎时间“丘峦崩摧”,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洞天福地,于此出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皆受命于诗人之笔,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而热烈的场面。“仙之人兮列如麻”!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景色壮丽,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仙山的盛会正是人世间生活的反映。这里除了有他长期漫游经历过的万壑千山的印象、古代传说、屈原诗歌的启发与影响,也有长安三年宫廷生活的迹印,这一切通过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凝聚在一起,才有这般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描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它感慨深沉,抗议激烈,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飘渺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
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亦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梦境破灭后,人,不是随心所欲地轻飘飘地在梦幻中翱翔了,而是沉甸甸地躺在枕席之上。“古来万事东流水”,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此刻诗人感到最能抚慰心灵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徜徉山水的乐趣,才是最快意的,也就是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本来诗意到此似乎已尽,可是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人屈身权贵,多少人埋没无闻!唐朝比之其他朝代是比较开明的,较为重视人才,但也只是比较而言。人才在当时仍然摆脱不了“臣妾气态间”的屈辱地位。“折腰”一词出之于东晋的陶渊明,他由于不愿忍辱而赋“归去来”。李白虽然受帝王优宠,也不过是个词臣,在宫廷中所受到的屈辱,大约可以从这两句诗中得到一些消息。封建君主把自己称“天子”,君临天下,把自己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抹煞了一切人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所表示的决绝态度,是向封建统治者所投过去的一瞥蔑视。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想、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它的主观意图本来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可是它的格调却是昂扬振奋的,潇洒出尘的,有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流贯其间,并无消沉之感。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