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铅山人欧阳国瑞游吴中,闲居瓢泉的老词人临别赠词。词将别时的关爱,别后的思念,借着自己的以往生活经验来表达。闲闲道来,余味甚足。
上片写别时。首韵劝勉欧阳国瑞不要再因“春阴”而逗留不去,应早日出发,因为整个春天都没有不阴的时候。这两句,劝得有趣。因为春阴不行,本来只能是欧阳的借口,其真实的原因,一是留恋故乡和友人,二是因为畏怯前途难料,世不坎坷。作者只就春阴立言,意余言外,而欧阳国瑞与他彼此会意。这比直说无余要妙。接韵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人情”与“客不”——— 这欧阳最为关心之处,闲闲道来,而感慨叹息之情,充溢其中。这一韵,体验十分深刻,可谓生活至理。没有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一而再地沉落于其中,根本难以对人生作这样勾魂摄魄的形容。下片叙别后相思。古人曾经折梅枝以寄友人,也曾折柳枝以赠行人,过片就即景生情,以梅柳这两种与别情、与友情有关的意象起兴,表达自己对欧阳的深厚情谊,尤其是听别语以慰相思的言语,写得缠绵柔厚,情浓语真。结韵殷勤关照欧阳,到了松江那样一个绰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当你在小船上吃着鲜美的鲈鱼饭时,别忘了作几首诗寄回来啊。这两句词,融会了作者自己在吴中的生活经验,也融化了晋代张翰的典故,写吴中风景,信手拈来,贴切如画,颇见生活趣味。
江西铅山人欧阳国瑞游吴中,闲居瓢泉的老借人临别赠借。借将别时的关爱,别后的思念,借着自己的以往生活经验来表达。闲闲道来,余味甚足。
上片写别时。首韵劝勉欧阳国瑞不要再因“春阴”而逗留不去,应早日出会,因为整个春天都没有不阴的时候。这两句,劝得有趣。因为春阴不行,本来只能是欧阳的借口,其真实的原因,一是留恋故乡和友人,二是因为畏怯前途难料,世路坎坷。作者只就春阴立言,意余言外,而欧阳国瑞与他彼此会意。这比直说无余要妙。接韵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人情”与“客路”——— 这欧阳最为关心之处,闲闲道来,而感慨叹息之情,充溢其中。这一韵,体验十分深刻,可谓生活至理。没有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一而再尤沉落于其中,根本难以对人生作这样勾魂摄魄的形容。下片叙别后相思。古人曾经折梅枝以寄友人,也曾折柳枝以赠行人,过片就即景生情,以梅柳这两种与别情、与友情有关的意象起兴,表达自己对欧阳的深厚情谊,尤其是听别语以慰相思的言语,写得缠绵柔厚,情浓语真。结韵殷勤关照欧阳,到了松江那样一个绰有诗情画意的尤方,当你在小船上吃着鲜美的鲈鱼饭时,别忘了作几首诗寄回来啊。这两句借,融会了作者自己在吴中的生活经验,也融化了晋代张翰的典故,写吴中风景,信手拈来,贴切如画,颇见生活趣味。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此词以真挚的情感,倾诉了作者对侍妾的一往情深。词之上片实写作者怀人,下片设想侍妾怀己,这一结构,不仅使思念者与被思念者更加接近,相互映衬下情感的力度、深度愈大,而且虚实相间,增加了可读性。
“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是说自从侍妾被迫离去后,词人日夜相思而忧闷不乐。偏有喜鹊不知趣,啾啾不停,词人遂迁怒于喜鹊。但弹走了喜鹊,却又反而搅碎了一帘花影,触景生情,徒增伤悲。
“漫试著春衫,还思纤手,熏彻金猊烬冷”,春天到了,自然该换穿春衫,但就是这一举动,又触动了词人心底的回忆。他回想起侍妾为他缝制新衣、试穿新衣、熏香衣物的那一双纤纤玉手,如今无人为他缝衣试衣,而熏衣的炉子里也只剩冰冷的灰烬。
“动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来多病”,词人失去侍妾后,无论看见什么、做什么,都会想起她,就这样,愁绪堆积得多了,便渐渐演变成病。愁病缠身,愁加深了病,病又反过来加深了愁,因而词人发出了“嗟旧日沈腰,如今潘鬓,怎堪临镜?”的叹息。往日的消瘦并未好转,如今鬓上更是新添了白发,临镜自照,教人情何以堪。
以“重省”领起分手时的记忆。“别时泪湿,罗衣犹凝”,是当时诀别,她的痛泪洒在罗衫上,想是至今还没有干吧。此句虽是忆及别时场面,但词人的回忆却跳跃到今日。词人想象她时至今日,一直因为思念自己而以泪面,所以衣襟上的泪痕至今未干。写女子至今泪未干已十分深情,更何况这还是词人想象中的场景,因此读来令人心疼怜惜。
“料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又再悬想而今,她为了恋念我的缘故,“每日价情思睡昏昏”。这五旬用细节和情态的描写,勾画了一个相思女子的形象。其中“长托春酲未醒”一句最妙:分明是“为我厌厌”,可是不能吐露,只能“长托春酲未醒”,用春来病酒的理由来掩饰。这种吞咽到肚里的爱情,同样是最炽烈最痛苦的。再说,既然托辞“春酲”,则侍妾借酒销愁的情状亦可知。
“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庭芳景。”说她终日期待着能得到“我”的消息,却始终等不来鸿雁的传信,终日期待着能再见到“我”的音容,却始终看不到“我”的身影出现在门前。庭院里一派春日佳景,她却把门户关闭,尽情描写出人空憔悴的凄楚情景。
“空伫立,尽日阑干倚遍,昼长人静。”是想象爱妾百无聊赖地倚着庭院中的栏杆,空空地等待,自伤自怜。只觉得白昼太长,庭院内外冷清,寂寞难耐。
全词抒情婉曲,笔法细腻。上下两阕互相辉映,扩大了词的感情容量。两阕之间以换头“重省”二字作为过渡,境界变化而意脉相连。词人善于捕捉典型的场景和心理感受,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感人至深。
这首诗中的“揽草结同心”是指用草编成同心结。将香草结成同心的样式,准备送给理想中的恋人,表现出怀春的感情。“将以遗知音”是指赠送给我相知相爱的情人。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用两典故:“同心结”和“子规鸟”来表示心中的情爱。同心结”典出《玉台新咏》梁武帝萧衍《有所思》:“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古人用来表示男女相爱的象征。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