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肥桑眼大，天暖麦须齐。
食顿寻幽所，舟行畏恶溪。
野禽如避客，飞上半山啼。
地肥桑眼大，天暖麦须齐。
食顿寻幽所，舟行畏恶溪。
野禽如避客，飞上半山啼。
这是一首赠妓词，上片从女方着笔，描写她在楼上窥视恋人驾着车马飞奔而去的情景，下片从男方着笔，抒发自己不忍离别而不得不别的怅惘之情。这首词是一首较有特色的艳情词，其特色在于深情绵邈，婉转凄恻，从男女两方抒写别情，两副笔墨写出一种心情。这首词铺叙展衍，写足实情实景；委婉含蓄，轻点彼此心境。
上片从女方着笔，写她在楼上看到恋人身骑骏马，奔驰而去。这个开头是用“顿入”的手法，一下子闪出两个人物形象。然后便写别时景物。“朱帘”三句，承首句“小楼”而言，谓此时楼上佳人正穿着春衫，卷起朱帘，凝望着远去的情郎。“破暖”三句，表面上是写微雨欲无还有，似在逗弄晴天，实际上则缀入女子的感情——她也像当前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如果说相别的时间在早晨或午后，那么这位女子便是一个人在楼上一直等到红日西斜。以下四句就是写这种等待的过程和情绪。轻风送来的卖花声轻脆悦耳，充满着生活的诱惑力，如梦如幻，把人引入诗意一般的甜美境界，也易触动人们的绮思幽怨。女主人公想去买上一枝，插在鬓边。可是纵有鲜花，无人适为容矣。她没有心思去买花，只好让卖花声过去，直到它过尽。
“过尽”二字，用得极妙，从中可以想像女主人公谛听的神态，想买又终于不买的惋惜之情。特别巧妙的是，词人将声音的过去与时光的流逝结合在一起写，若是一字一顿地吟诵“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便会体会到女主人公绵绵不尽的幽思。歇拍二句，则是以景结情。落红成阵，飞满井台，景象是美丽的，感情却是悲伤的。花辞故枝，象征着行人离去，也象征着红颜憔悴，最易使人伤怀。它同词人在《千秋岁》中所说的“飞红万点愁如海”相比，意境有些相似，但却没有点明愁字。不言愁而愁自在其中，因而蕴藉含蓄，带有悠悠不尽的情味。
下片从男方着笔，写别后情怀。“玉佩丁东别后”，虽嵌入娄琬之字“东玉”二字，然十分自然，无人工痕迹，读后颇有“环佩人归’之感。“怅佳期、参差难又”，是说再见不易。刚刚言别，马上又担心重逢难再，可见人虽远去，而留恋之情犹萦回脑际。至“名缰利锁”三句，始点出不得不离别的原因。古代士人，既向往爱情的幸福，也要追求功名富贵，这是当时社会造成的一种思想矛盾。为了功名富贵，不得不抛下情人，词人思想上是矛盾的、痛苦的，因此发出了诅咒。“和天也瘦”，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化来。但以瘦易老，却别有情味。明王世贞对此极为赞赏，他说‘瘦’字极妙。”这个“瘦”字概括了人物的思想矛盾，突出了相思之苦。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辗转反侧，都包含在一个“瘦”字中。
至“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三句，愈出精彩。此时男主人公虽策马远去，途中犹频频回首，瞻望所恋之人的住处。着以“不堪”二字，更加刻画出难耐的心情，难言的痛苦。歇拍三句，饶有余味，写对月怀人之感，颇有“见月而不见人之憾”。古代许多诗人也常写对月怀人，或以美好的祝愿，带给读者以怡悦欣慰之情；或以凄然的远望，带给读者以惆怅迷惘之思。少游则不然，他赋予皓月以人的感情，说它当初曾多情地照着男女双方，如今虽仍像从前一样当空高照，但只照着男子的孑然一身。一种孤独之感，凄然言外。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春闺女子的白日闲梦与梦后幽情，时令当在五月盛夏。开头二句，写在雨后阳光之中，无数朵红色的合欢花低垂着，美如雕玉；微风吹过，香气飘动，花瓣流红。一个“拂”字妙写花态，将花谢花飞的景象写活了。这二句兴起男女爱情，女主人公的梦忆由此而生。接着两句写女主人公在这静谧的环境中睡着了，做着美好的梦。醒后回味梦中之事：到了华丽的居所，还见到萱红开满庭院，这是一种令人忘忧的红。这里用红与开头的花相关合。
但梦还是梦，回忆毕竟还是回忆，都不能真正充实她的现实生活。过片二句回到现实：女主人公隔着垂有流苏的绣帘在沉思，那带愁意的眉头像一抹碧绿的远山。结拍二句写女子又情不自禁地凭栏眺望，一江春水，从溪桥下缓缓流过，触景生情，她深感自己的美妙年华，也如春水一样缓缓流逝，不禁情思茫然。这两句化用江淹《别赋》“春红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词意。
此词上片写梦中情事，景美情欢，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眼下的失落与凄苦。所以，词的下片写梦后的愁思，尤为痛苦，也尤为感人。整首词中，无论是写梦后所见之景，还是写女子愁眉不展、眺望之思，都充溢着怨与恨、凄苦与哀伤。全词意境缠绵凄艳，语言精工秾丽，如“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销”二句，情辞俱美，贴合温词密丽秾艳的风格。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