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这首《禅堂》是组诗的第三首。
《禅堂》与《净土堂》、《曲讲堂》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秦淮河流贯南京城中，明末河畔歌馆舞榭特盛。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王士禛以扬州推官奉命至南京谳狱，居河侧，感秦淮旧事，作此组诗，抒盛衰兴亡之感。诗流丽悱侧，情韵悠远。原作二十首，《渔洋精华录》删六首。此乃组诗之第一首，写作此组诗之缘由，奠定了组诗风格哀婉的基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通过言怀虚写秦淮的人文景观（舟、楼），秣陵的自然地理特点（秦淮河流贯市区）已寓于其中。作者对秦淮胜地向往已久，故说：“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断肠”一词有二义，一为极度悲伤，二为极度思念。前者如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后者如曹丕《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自然，因思而悲是常见的心理现象，故此二义亦相通。这句诗中的“肠断”，用的是第二义。与下句的“梦绕”相对应，合言正所谓“昼思夜想”，可见作者对秦淮胜景的情之切、思之深。在诗中，秣陵属地而言舟，秦淮属水而言楼，可见此舟非一般的舟，乃是行驶或停泊于内陆河的画船游舫；此楼亦非一般的楼，而是临水的雕梁画栋。这确实是秦淮胜景的特色。此地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正是作者为之“肠断”“梦绕”所在。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通过记游实写秦淮的自然景观（雨丝风片、浓春烟景），但当时社会变迁的痕迹（秦淮无复旧日繁华）也宛然可寻。“十目雨丝风片罩，浓春烟景似残秋。“写诗人亲履其境后的印象。明代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有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王士祯的诗句脱化于此，而又自出新意。上引《牡丹亭》诸句重在描写令人神怡的美景，而王士祯的“浓春烟景似残秋”却透露出无限的感伤。“浓春”不是初春，而是春意正浓的时节；“残秋”显然一片凋零、屑近严冬了。春意正浓的秦淮胜地，本应姹紫妍红、美不胜收，如今却是这等苍凉。作者的感受很深沉，但是这种感受的内容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言。“残秋”是时令即将交替的关捩点，也许诗人由时令的交替想到王朝的兴替，顿起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吧。或许诗人什么都没想，只是为秦淮河畔的实况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而觉得失望吧。作者虽未明言，读者却可因此而生出许多联想与忖度，欣赏此诗丰富的美感。
此诗以乐景抒哀情，由“肠断”两字可知作者怀着悲伤凄凉的心境来到了秦淮河边，虽是“雨丝风片”的春日，但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潇潇的春风中，作者只感到了对秦淮河今昔对比的无限悲凉，浓艳的春光也安慰不了如残秋般的内心。全诗表达了作者对秦淮河凄凉萧条的哀伤感怀之情。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