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思妇词，描写女主人公相思难解的愁苦。上片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下片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虚实相映、生动感人，笔意含蓄、手法高妙。
上阙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首句写景，描绘的是一幅凄冷孤寂的画面：花已落尽春已去，冷月当阶人独在，花难解语，月亦无声，闺中伊人，孤苦相伴。面对此情此景，闺中少妇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也已年华将逝、无人慰藉的凄冷境遇和未来。所以二句直接写人，写出一个愁容不展、孤苦寂寞的女子形象。一个“愁”字，既照应了首句景色描写的用意，也点出了女子此时此刻的心境。本来落花满地、冷月当空就是最易引人伤怀念远的景象，而此情此景中女子的愁思更不是无端而发，而是有原有因的。片尾一句就是这一愁思的缘由。“远”字不仅有时空上的概念，而且有程度上的意义。时间越久，愁思越长，相距愈远，别恨愈深。也许是“去年今日”相别离，但此愁此恨却已绵绵不止，愈扯愈长了。说“还同”，其实还不相同，去年今日是新愁，但今年今日却已是旧愁新恨都在心头，愁更切，恨更深。
下阙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自古道，“女为悦己者容”，而此时，女子的容颜不整就更真实地展示出了她被相思折磨得十分愁苦的心境。《国风·卫风·伯兮》中有：“自伯之东，首为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种情怀无人能解，也无人安慰，因为相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女子不由自主地越思越痛、越想越难、越愁越苦，禁不住珠泪潸然，“泪沾红抹胸”。到此处，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为情所困、为愁所苦的声行容貌已鲜活可见，跃然纸上。结尾两句既是写实，又有寓意。一方面，相思之苦无可解，也许一醉解千愁，写出了女子愁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心情，算是给女子的相思有了一个解脱。另一方面，作者不是要为女子释去情苦，而更多的是进一步渲染女子恨情愁绪。“何处相思苦？”也就是说：最苦的是哪一处、哪一种情形？不是别的，而是“纱窗醉梦中”，梦中醉眼相见，也许欢情无限。可惜梦醒之后，无限欢情转眼成空，不但慰藉不了丝毫，反而因梦中的欢会而更加平添许多愁怨，所以最苦是梦中。这二句以设问写出，寓意丰富，含蓄蕴藉，女子的愁思怨情被表现得淋漓酣透。
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容颜举止为画笔，于相同中见不同，虚实相映、生动感人。虽然思想格调并不高远，但笔意含蓄、手法高妙，艺术上的造诣较高。
这首词描绘了一幅草原骏马图。抒发一种迷茫人生，归宿何处的感情。词中先写放牧地点，次写迷路神态，再写草原景色，把迷路的骏马放在广阔昏暗的背景中。“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两句，刻划了迷路的骏马那种焦躁、彷徨的神态，着墨无多，却生动逼真；“远放燕支山下”、“边草无穷日暮”两句，显示了草原的寥廓、旷远，笔力浑朴苍茫。此词赋物工致，气象开阔，笔意回环，清新而简练。
词以二言叠语起首。词的前三句写成群的骏马放牧于燕支山下的大草原上，绵延的群山、无边的草原、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图景，气势壮观，境界阔大。
第四、第五句具体写马，但不是写成群的骏马，而是选取了其中一匹失群迷途的马加以描写。这匹骏马因为跑失了群，此时正独自不安地用马蹄刨着沙土和残雪，并不时地昂首嘶鸣，东张西望地傍徨着，不知该往哪里去。“跑”读作“刨”，用足刨地之意，这两句词将骏马迷路后的神情姿态刻画得十分传神，短短十二个字便将它的焦灼不安和急切烦燥惟妙惟肖地勾勒了出来。同时，通过对迷路骏马的描绘，还将塞外草原的空旷阒寂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六、第七两句又是二言叠语，“迷路”是第五句句末“路迷”二字的倒转，这是《调笑令》的定格，此调又名《转应曲》，即由此而来。在连着两个“迷路”之后，接着是词的结束句：“边草无穷日暮”，既点出了时间，又进一步渲染了空间的旷远，补足了骏马迷路时的环境。夕阳西下，斜晖映照着边草，边草无穷无尽地向四外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最后一句语淡意远，堪称点睛之笔，在前面绘就的雄伟壮丽的草原图景上又抹上了一层苍凉迷离的色彩。远山、沙雪、边草、斜阳，其间又回荡着骏马的嘶鸣，苍莽壮阔而又略带悲凉，整首词意境浑厚高远，语言简炼淡雅。
词名义上是写马，并展现了草原风光，但同时也透露了边塞自然环境的严酷和人在这种环境下的迷悯孤独心境。汉代名将李广就是在与匈奴作战时因迷失了道路而获罪自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词中描写骏马迷路时焦燥不安的情形也多少反映了征戌边塞的将士在塞外常有的孤寂忧虑的心情。
纵观来看，词的开始“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表现对边塞失防、胡人入侵的惊讶。接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写失群胡马焦躁不安、迷茫困惑、挣扎无果的神情，形神兼备，是不可多得的名句。“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既从马之望中写边塞晚景，又含象征意象于其中。使情、景融合无痕，使这首小词不仅是生动传神的特写，而且有深含的意境。
但深含的意象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曹锡彤认为：“此笑北胡难灭之词。”有人认为：“言胡马东西驰突，终至边草路速，犹世人营扰一生，其归宿究在何处”（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如果写在晚年韦应物解职之后，俞说可以讲通；而韦一生积极用世，热爱人民、热爱朝廷和祖国疆土，那么联系开头“远放燕支山下”，笑北胡乘隙入侵。咏大国辽阔边境难犯是可以讲通的。“诗无达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艺术上传神的描写与蕴含的意象构成耐人咀嚼寻味的意境，是深可玩味的。
和韦应物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戴叔伦也有《调笑令》词一首，写的是边塞老兵的愁绝心理，在对边塞风光的描写方面与韦应物此词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戴词明确抒写征人的愁苦心理，意境悲苦低沉，韦词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边塞的严酷，悲凉中不失雄浑，这在早期涉及边塞的词中是别具一格的。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