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蒋捷的这首词是和其《虞美人·听雨》一样,是其对己身世和生平的自叙性文字。这首词在表达了更为婉约些。它用一种闲适、淡漠的表面,以潇洒而轻逸的笔调写出内心的隐痛蒋捷世属宜兴望族。
全词以写景起调。“枫林红透晚烟青”,枫叶深红,是经霜长久,“透”了即要落地。“烟青”在“晚”:这恰如一个饱经折磨身乏神疲,凄恻迟暮的老人。接着抒发愁思:“客思满鸥汀”,“客思”是客居江湖的亡国飘泊之愁:“鸥汀”,表示水乡,愁对闲暇栖息的鸥鸟和平静空阔的沙汀,一“思”便即景见情。
“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二十年”,应是亡国后的二十多年。他想“种竹”,因为竹节是被当作保持高节与虚心的象征的。种竹,实为寄托亡国遗民的心事。“种竹”而“无家”,是因国破家亡。如果还不想改变自己的好尚,而只能“借竹为名”。在词人故乡宜兴有竹山,在县东北六十里的太湖之滨,作者曾隐居于此,故号竹山。
转笔写时间之易逝。“春风未了秋风到”,季节迅速地变换,其余是一片空虚。“老去万缘轻”,意同《虞美人·听雨》的“悲欢离合总无情”,词人表示这种淡漠、麻木的感情,是包含了失去少年欢乐和豪情壮志的悲哀。实际上他是用冷漠、麻木来表示对黑暗现实的蔑视的。
“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以颓唐、闲散、放浪的形态自污,以山水、渔樵为知音,作逍遥游,“闲吟闲咏”,让舟子、渔人,去作“棹歌”歌唱了。“闲淡”是被迫养成的:“无闷”、“无愁”恰是愁闷大到无可收拾的地步。
蒋捷世属宜兴望族,加上少年即中科第,使他从骨子养成一种名士风流的气概。但朝代的更换,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词只好在吟花赏月表示出对往昔盛事的眷念之情。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