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