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喝醉酒我暂且尽情欢笑，哪有工夫整日发愁？近来我才觉得古人的书本，的的确确是没有半点可信的！
昨夜我醉倒在松树旁，问松我醉到什么程度？我疑心松枝摆动是要来搀扶于我，连忙用手一推说：“去！”
注释
西江月：原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名。遣兴：遣发意兴，抒写意兴。
那：同“哪”。
我醉何如：我醉成什么样子。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这首词应当作于庆元年间（1195年—1201年2月5日）辛弃疾闲居瓢泉期间。此时南宋朝廷不思恢复，一味地贪图享乐。词人忧心如焚，又不能明言，于是创作此词以抒发心中愤懑之情。
欣赏这首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品读辛弃疾的词，可从词中品出更有韵味的戏剧来，虽然在写词中，恰如其分地引入戏剧性场景并非辛弃疾发明，但是在他手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在他的词中，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这是值得肯定的。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通篇“醉”字出现了三次。难道词人真成了沉湎醉乡的“高阳酒徒”么？否。盖因其力主抗金而不为南宋统治者所用，只好借酒消愁，免得老是犯愁。说没工夫发愁，是反话，骨子里是说愁太多了，要愁也愁不完。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才叙饮酒，又说读书，并非醉后说话无条理。这两句是“醉话”。“醉话”不等于胡言乱语。它是词人的愤激之言。《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意是说古书上的话难免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未可全信。辛弃疾翻用此语，话中含有另一层意思：古书上尽管有许多“至理名言”，现在却行不通，因此信它不如不信。
以上种种，如直说出来，则不过慨叹“世道日非”而已。但词人曲笔达意，正话反说，便有咀嚼不尽之味。
下片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词人“昨夜松边醉倒”，居然跟松树说起话来。他问松树：“我醉得怎样了？”看见松枝摇动，只当是松树要扶他起来，便用手推开松树，并厉声喝道：“去！”醉憨神态，活灵活现。词人性格之倔强，亦表露无遗。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醉昏了头的不是词人，而是南宋小朝廷中那些纸醉金迷的昏君佞臣。哪怕词人真醉倒了，也仍然挣扎着自己站起来，相比之下，小朝廷的那些软骨头们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劣。
辛弃疾的这首小词，粗看，正如标题所示，是一时即兴之作。但如果再往里仔细一看，那么会发现作者是在借诙谐幽默之笔达发泄内心的不平。如再深入研究，我们还可洞察到作者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黑暗而忧心忡忡，满腹牢骚和委屈，不便明说而又不能不说，所以，只好借用这种方式，来畅快淋漓地宣泄他的真情实感。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此诗风格上具有作者青壮年时期诗词那种豪气张扬、气势雄浑的一贯特点而且表现了他在艰辛探索中急切进取的伟大政治家情怀。
这首诗抒怀明志。借典咏史，抒发诗人报效祖国、改造社会的豪情壮志，同时歌颂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伟大事业，寄托对祖国未来的殷殷期望。
首联以诗人到历史名城洪都之行起兴，引发思古之情，藉以通过“祖生击楫”典故的运用，表达坚持革命事业的信念。
颔联生动形象地对诗人大半生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久听南天雨”即是诗人对自己在南方经历种种急风暴雨革命斗争经历的回忆。“曾挥北地鞭”同样是诗人对自己在北方几十年戎马生涯的一种概括总结。可以说，诗人在首联和颔联引用祖逖北伐和祖逖、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意为表现对以往革命斗争的回顾、歌颂之情和表达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
颈联以对比的手法表现诗人对祖国新天地与光明前途的瞻望。诗人自己虽然老了，但是祖国却“彩云长在有新天”。尾联是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表达了诗人对革命接班人的殷切期望与热情激励。全诗意蕴深长，用典恰当，气势豪迈，格调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