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还经得起几回风雨，春天又将匆匆归去。爱惜春天我常怕花开得过早，何况此时已落红无数。春天啊，请暂且留步，难道没听说，连天的芳草已阻断你的归路？真让人恨啊春天就这样默默无语，看来殷勤多情的，只有雕梁画栋间的蛛网，为留住春天整天沾染飞絮。
长门宫阿娇盼望重被召幸，约定了佳期却一再延误。都只因太美丽有人嫉妒。纵然用千金买了司马相如的名赋，这一份脉脉深情又向谁去倾诉？奉劝你们不要得意忘形，难道你们没看见，红极一时的玉环、飞燕都化作了尘土。闲愁折磨人最苦。不要去登楼凭栏眺望，一轮就要沉落的夕阳正在那，令人断肠的烟柳迷蒙之处。
注释
漕：漕司的简称，指转运使。
同官王正之：湖北有东西二漕，王正己任东漕，稼轩任西漕，故曰‘同官’。王正之：名正己，是作者旧交。
消 ：经受。
怕：一作“恨”。
落红：落花。
无：一作“迷”。
算只有殷勤：想来只有檐下蛛网还殷勤地沾惹飞絮，留住春色。
长门：汉代宫殿名，武帝皇后失宠后被幽闭于此。
脉脉：绵长深厚。
君：指善妒之人。
玉环飞燕：杨玉环、赵飞燕，皆貌美善妒。
危栏：高楼上的栏杆。
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漫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说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说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说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在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说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说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说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说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说是失宠女人说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说忧虑和屡遭排在打击说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说消庸腐朽，对投降派说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说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说政治形势而言说。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说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说消庸腐败，投降派说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一果抗金说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一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说“和”而告终。北伐说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说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说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说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说：“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说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说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说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说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说义愤，他大声漫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说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说归去是无可挽回说大自然说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说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说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说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一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说呼唤与严重说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说“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说“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说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说“飞絮”作一。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说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说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说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说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说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说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说悲剧一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说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说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消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说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说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说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说热爱和对时局说关切。拟人化说手法与典故说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说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说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说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这是辛弃疾四十岁时，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暮春写的词。辛弃疾自1162年渡淮水来归南宋，十七年中，他的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爱国主张，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南宋朝廷不把他放在抗战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只是任命他作闲职官员和地方官吏，使他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任所转来转去，大材小用。这一次，又把他从湖北漕运副使任上调到湖南继续当漕运副使。漕运副使是掌管粮运的官职，对辛弃疾来说，作这种官当然不能施展他的大志和抱负。何况如今又把他从湖北调往距离前线更远的湖南后方去，更加使他失望。这次调动任职，使辛弃疾意识到：这是南宋朝廷不让抗战派抬头的一种表示。不让抗战派抬头，关系到辛弃疾个人，事情尚小；关系到国家民族，那问题就大了。当时女真统治者的军队屡次南下犯境，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他们不仅忘了“徽钦之辱”，而且忍心把中原沦陷区广大人民长期置于女真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收复山河的大计，已为纳金币、送礼物的投降政策所代替。辛弃疾目睹这种状况，满怀悲愤。他空有收复河山的壮志，而多年来一直无法实现。所以这次调离湖北，同僚置酒为他饯行的时候，他写了这首《摸鱼儿》词，抒发他胸中的郁闷和愤慨。这首词内容包括：第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第二，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哀怨；第三，南宋当权者的不满。
以下对这首词作简单的解释：
上片起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其意是：如今已是暮春天气，那里禁得起再有几番风雨的袭击？这显然不是单纯地谈春光流逝的问题。而是另有所指的。
“惜春长怕花开早”二句，作者揭示自己惜春的心理活动：由于怕春去花落，他甚至于害怕春天的花开得太早，因为开得早也就谢得早，这是对惜春心理的深入一层的描写。
“春且住”三句，由于怕春去，他对它招手，对它呼喊：春啊，你停下脚步，别走啊！但是春还是悄悄地溜走了。想召唤它归来，又听说春草铺到了遥远的天边，遮断了春的归路，春是回不来了。因此产生“怨春不语”的感情。就是说心里怨恨没有把春留住，有话难以说出口来。
“算只有”三句，意思是：看来最殷勤的只有那檐下的蜘蛛，它为了留春，一天到晚不停地抽丝结网，用网儿来网住那飞去的柳絮。
下片一开始就用汉武帝陈皇后失宠的典故，来比拟自己的失意。自“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一段文字，说明“蛾眉见妒”，自古就有先例。陈皇后之被打人冷宫——长门宫，是因为有人在忌妒她。她后来拿出黄金，买得司马相如的一篇“长门赋”，希望用它来打动汉武帝的心。但是她所期待的“佳期”，仍属渺茫。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对什么人去诉说呢？“君莫舞”二句的“舞”字，包含着高兴的意思。“君”，是指那些忌妒别人来邀宠的人。意思是说：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没见杨玉环和赵飞燕后来不是都死于非命吗？安禄山攻破长安后，在兵乱中，唐玄宗被迫把杨玉环缢死于马嵬坡。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后来被废黜为庶人，终于自杀。“皆尘土”，用《赵飞燕外传》附《伶玄自叙》中的语意。伶玄妾樊通德能讲赵飞燕姊妹故事，伶玄对她说：“斯人(指赵氏姊妹)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
“闲愁最苦”三句是结句。闲愁，作者指自己精神上的郁闷。危栏，是高处的栏杆。意思是：不要用凭高望远的方法来排除郁闷，因为那快要落山的斜阳，正照着那被暮霭笼罩着的杨柳，远远望去，是一片迷蒙。这样的暮景，反而会使人见景伤情，以至于销魂断肠的。
这首词上片主要写春意阑珊，下片主要写美人迟暮。有些选本以为这首词是作者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这恐怕理解得还不完全对。这首词中当然写到作者个人遭遇的感慨，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含蓄的笔墨，写出他对南宋朝廷暗淡前途的担忧。作者把个人感慨纳入国事之中。春意阑珊，实兼指国家大事，并非像一般词人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绮怨和闲愁。
上片第二句“匆匆春又归去”的“春”字，可以说是这首词中的“词眼”。接下去作者以春去作为这首词的主题和总线，有条不紊地安排上、下片的内容，把他那满怀感慨曲折地表达出来。他写“风雨”，写“落红”，写“草迷归路”，……读者不妨运用联想，这“风雨”，难道不是象征金军的进犯么?这“落红”，难道不是象征南宋朝廷外交、军事各方面的失败，以致失地辱国、造成欲偏安江左而不可得的局面么?“草迷归路”，难道不是象征奸佞当权，蔽塞贤路，致使一些有雄才大略的爱国志士，不能发挥其所长，起抗战救国的作用么?然后作者以蜘蛛自比。蜘蛛是微小的动物，它为了要挽留春光，施展出它的全部力量。在“画檐蛛网”句上，加“算只有殷勤”一句，意义更加突出。这正如晋朝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像画好后，画家又在颊上添几根胡子，观者顿觉画像神情生动起来。(《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算只有殷勤”一句，也能起“颊上加三毛”的作用。尤其是“殷勤”二字，突出地表达作者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这两句还说明，辛弃疾虽有殷勤的报国之心，无奈官小权小，不能起重大的作用。
上片以写景为主，以写眼前的景物为主。下片的“长门事”、“玉环”、“飞燕”，则都是写古代的历史事实。两者看起来好像不相联续，其实不然。作者用古代宫中几个女子的事迹，进一步抒发其“蛾眉见妒”的感慨，这和当时现实不是没有联系的。而从“蛾眉见妒”这件事上，又说明这不只是辛弃疾个人仕途得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宋廷兴衰的前途，它和这首词的春去的主题不是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作者在过片处推开来写，在艺术技巧上说，正起峰断云连的作用。
下片的结句更加值得注意：它甩开咏史，又回到写景上来。“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二句，最耐人寻味。
以景语作结，是词家惯用的技巧。因为以景语作结，会有含蓄不尽的韵味。
除此之外，这两句结语还有以下各种作用：
第一，它刻画出暮春景色的特点。暮春三月，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曾用“绿肥红瘦”四字刻画它的特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红瘦”，是说花谢；“绿肥”，是说树荫浓密。辛弃疾在这首词里，他不说斜阳正照在花枝上，却说正照在烟柳上，这是用另一种笔法来写“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色。而且“烟柳断肠”，还和上片的“落红无数”、春意阑珊这个内容相呼应。如果说，上片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是开，是纵；那么下片结句的“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是合，是收。一开一合、一纵一收之间，显得结构严密，章法井然。
第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是暮色苍茫中的景象。这是作者在词的结尾处着意运用的重笔，旨在点出南宋朝廷日薄西山、前途暗淡的趋势。它和这首词春去的主题也是紧密相联的。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辛幼安(即辛弃疾)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闻寿皇(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可见这首词流露出来的对国事、对朝廷的观点，都是很强烈的。
词是抒情的文学，它的特点是婉约含蓄。前人说过：“词贵阴柔之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就是如此。花间词是词中的婉约派。这一派词的内容大都是写儿女恋情和闲愁绮怨，而且是供酒边尊前娱宾遣兴之用。到了宋代，词坛上除了婉约派外，又出现了豪放派。豪放派的代表作家如苏轼、辛弃疾，都是把词作为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的工具的。内容变了，风格跟着也变了。比如辛弃疾代表作中有一首《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是抒写作者抗战的理想与愿望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婉约派词迥然有别。在《花间集》中，是找不到这样的作品的。
拿《破阵子》和这首《摸鱼儿》比较，两者内容相似，而形式上，也就是表现手法上，又有区别。《破阵子》比较显，《摸鱼儿》比较隐；《破阵子》比较直，《摸鱼儿》比较曲。《摸鱼儿》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婉约派。它完全运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词的内容，而不直接说明词的内容。这说明，辛弃疾虽然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但是一个大作家，他的词风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摸鱼儿》词采用婉约的表达形式，并未完全掩盖它的内容。读这首《摸鱼儿》时，读者会感觉到在那一层婉约含蓄的外衣之内，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跳动，这就是辛弃疾学蜘蛛那样，为国家殷勤织网的一颗耿耿忠心。
总起来说，这首《摸鱼儿》的内容是热烈的，而外表是婉约的。使热烈的内容与婉约的外表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词里，这说明了辛弃疾这位大作家的才能。似乎可以用“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八个字，来作为这首《摸鱼儿》词的评语。
此词作于淳熙六年（1179）。作者在此借春意阑珊和美人遭妒来暗喻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词里面的玉环、飞燕，似是用来指朝中当权的主和派。辛弃疾在淳熙己亥前之两三年内，转徙频繁，均未能久于其任。他曾在《论盗贼札子》里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这与“蛾眉曾有人妒”语意正同。作者本来是要积极建功立业的，被调到湖北去管钱粮，已不合他的要求；再调到湖南，还是管钱粮，当然更是失望。他心里明白朝廷的这种调动就是不让恢复派抬头。一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自不免要发出“烟柳断肠”的哀叹。表面看来，词人是在伤春吊古，实际上他将自己的哀时怨世、忧国之情隐藏在了春残花落、蛾眉遭妒的描写中。词里所流露的哀怨确有对朝廷表示不满的情绪。《鹤林玉露》云此词：“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当年宋孝宗读到这首词心中非常不快，大概他是读懂了其真意。
此词的写作手法颇似屈原《离骚》，同样是以香草美人为比兴，来抒写自己的政治情怀。风格上，一变辛词常见的豪放，偏向柔美一路，委婉含蓄，却又与一般写儿女柔情和风月闲愁的婉约词大有不同。今人夏承焘评之曰：“肝肠似火，色貌如花。”
公元1179年（淳熙六年），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时年四十岁，被朝廷支来支去的他再次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突出了李白创作融情于景的特点，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首句“南登杜陵上”中，“南”字首先点明了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指出杜陵的位置位于渭水南岸。第二句“北望五陵间”把作者从南岸看到的风景刻画出来。两句一南一北，互作映衬。这两句不仅写出了作者的位置，还为下两句所写的事物做了铺垫。作者站在杜陵上，登高望远，不仅看到了对岸的五陵，还看到了眼前壮阔的渭河，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第三句“秋水明落日”中的“秋”字点出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明”字在这里应该是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翻译作“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秋水的映照，使得落日光线更加明亮。表面看是写落日的景观，实则含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单从句面上看，很难理解这层意思，但若结合作者创造此诗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诗作于唐天宝二年秋，此时正是诗人第二次入长安。这次诗人得到皇上的恩宠，待诏翰林，是政治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这期间，诗人与诸多好友游历山水，沉浸在江山美景和佳茗陈酿之中。然而由于诗人性格孤傲，不与朝中奸佞之辈同流合污，不久便遭到谗谤。所以，诗中作者虽在描写景物，但其实是对自己当下境遇的描述。末句“流光灭远山”中“流光”指流动的光。渭水流动，使倒映在水中的日光也忽明忽暗，闪烁不定，自然远处的群山也会随着日光的流动而显得若隐若现。这句同上句一样，在景物描写背后暗藏了作者回归山林的思想。古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怀才不遇或在官场上遇到排挤，都会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李白此时受到谗谤，不免会产生隐居的念头，所以“远山”在他这首诗中就不只是个普通的景物了。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
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此诗作于诗人初离朝廷之时，写诗人登高望远，看到天地广大无边，群物被霜而秋，从而想到光阴飞逝，荣华似群，人生短促，身世飘摇，贤愚颠倒，最后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全诗感慨朝政昏暗，贤愚颠倒，世路艰险，表现了诗人老大无成，决心归隐的愤懑之情。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四句乃登临所见之秋景。茫茫天地间，但见严霜覆万物，西风吹荒野，道不尽景象的浩大空洞与苍凉萧索。这景象，既是大自然深秋的画面，又是社会冰冷的写照。诗人不仅身寒而且心寒了。
第五、第六句，说明他遭遇的不顺逐。他在41岁的时候，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初始心情兴奋，想有一番作为，但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谗言诋毁，在长安不满2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故发出以上2句诗。此2句也可看出他不艳羡荣华富贵。
第七、第八句，说明他不顺逐的际遇是因“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所致。“徂辉”即落日之余辉，这里暗喻朝政不明。“浮云”，喻谗毁他的恶势力。
第九、第十句，进一步说明当时朝廷用人不当的现象。“鸳鸯”是传说中高贵的鸟类，“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枳棘”乃两种多刺的恶木，非“鸳鸯”所能息止。然而，“鸳鸯”竟栖身于此，与得意的“燕雀”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诗人以此上下错位的现象比喻君子失所，小人得志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本身所遭遇到的正是有才而不得善待的情况。
第十一、第十二句，说明诗人无奈及无能为力的心情。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归隐，同时自由地吟唱《行路难》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归去来”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剑歌”，指孟尝君食客冯欢因未被重用曾弹剑而歌意欲离去事。它们已成为封建社会失意者的精神武器。诗人李白即以此为武器，准备拂袖而去了！《古风》（其三十九）与《行路难》是李白的同期之作，但风格迥异。《行路难》直率激越：愤不遇，则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信心，则狂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气质和李诗的主要风格。《古风》（其三十九）则显得含蓄婉曲，感情和缓。与此诗风格及内容最为相近的是《古风》（其五十四）皆为：愤不遇。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沉郁而又奔放的感情，隐微而又显豁的比兴。诗中描写那风霜肃杀的寒气，“浮云”、“徂辉”的昏暗，“燕雀”、“鸳鸾”的反常，无不笼罩着一种沉重郁结的压抑；而那“登高”远望的气概，“漫漫”天地的胸襟，“流群”、“波澜”的感喟，慷慨悲愤的“剑歌”，仍然掩盖不住浪漫主义“诗仙”的一腔豪气。清人沈德潜说：“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诚然此诗不似其它作品那样矜才使气，放浪恣肆，而是沉郁之中仍带奔放，压抑之下不掩豪气。
通篇多用比兴象征，但又不像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那样“文多隐蔽”，“难以猜测”，而是“微而彰”，“婉而丽”，讽刺的深意埋藏在连翩而来的物象之中，可谓深得风雅之旨。其次，此诗虽属古风，然多用对句，如“霜被”与“风飘”二句，写尽天地空间；“白日”与“浮云”二句，概括昏君奸佞；“梧桐”与“枳棘”二句构成贤愚对比。虽平仄不拘，而事类颇对；虽时用典故，却信手拈来，自然无迹。凡此，皆有“清群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不功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