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还经得起几回风雨，春天又将匆匆归去。爱惜春天我常怕花开得过早，何况此时已落红无数。春天啊，请暂且留步，难道没听说，连天的芳草已阻断你的归路？真让人恨啊春天就这样默默无语，看来殷勤多情的，只有雕梁画栋间的蛛网，为留住春天整天沾染飞絮。
长门宫阿娇盼望重被召幸，约定了佳期却一再延误。都只因太美丽有人嫉妒。纵然用千金买了司马相如的名赋，这一份脉脉深情又向谁去倾诉？奉劝你们不要得意忘形，难道你们没看见，红极一时的玉环、飞燕都化作了尘土。闲愁折磨人最苦。不要去登楼凭栏眺望，一轮就要沉落的夕阳正在那，令人断肠的烟柳迷蒙之处。
注释
漕：漕司的简称，指转运使。
同官王正之：湖北有东西二漕，王正己任东漕，稼轩任西漕，故曰‘同官’。王正之：名正己，是作者旧交。
消 ：经受。
怕：一作“恨”。
落红：落花。
无：一作“迷”。
算只有殷勤：想来只有檐下蛛网还殷勤地沾惹飞絮，留住春色。
长门：汉代宫殿名，武帝皇后失宠后被幽闭于此。
脉脉：绵长深厚。
君：指善妒之人。
玉环飞燕：杨玉环、赵飞燕，皆貌美善妒。
危栏：高楼上的栏杆。
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漫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说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说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说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在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说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说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说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说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说是失宠女人说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说忧虑和屡遭排在打击说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说消庸腐朽，对投降派说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说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说政治形势而言说。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说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说消庸腐败，投降派说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一果抗金说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一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说“和”而告终。北伐说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说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说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说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说：“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说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说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说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说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说义愤，他大声漫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说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说归去是无可挽回说大自然说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说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说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说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一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说呼唤与严重说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说“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说“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说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说“飞絮”作一。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说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说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说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说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说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说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说悲剧一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说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说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消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说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说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说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说热爱和对时局说关切。拟人化说手法与典故说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说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说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说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这是辛弃疾四十岁时，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暮春写的词。辛弃疾自1162年渡淮水来归南宋，十七年中，他的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爱国主张，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南宋朝廷不把他放在抗战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只是任命他作闲职官员和地方官吏，使他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任所转来转去，大材小用。这一次，又把他从湖北漕运副使任上调到湖南继续当漕运副使。漕运副使是掌管粮运的官职，对辛弃疾来说，作这种官当然不能施展他的大志和抱负。何况如今又把他从湖北调往距离前线更远的湖南后方去，更加使他失望。这次调动任职，使辛弃疾意识到：这是南宋朝廷不让抗战派抬头的一种表示。不让抗战派抬头，关系到辛弃疾个人，事情尚小；关系到国家民族，那问题就大了。当时女真统治者的军队屡次南下犯境，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他们不仅忘了“徽钦之辱”，而且忍心把中原沦陷区广大人民长期置于女真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收复山河的大计，已为纳金币、送礼物的投降政策所代替。辛弃疾目睹这种状况，满怀悲愤。他空有收复河山的壮志，而多年来一直无法实现。所以这次调离湖北，同僚置酒为他饯行的时候，他写了这首《摸鱼儿》词，抒发他胸中的郁闷和愤慨。这首词内容包括：第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第二，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哀怨；第三，南宋当权者的不满。
以下对这首词作简单的解释：
上片起句“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其意是：如今已是暮春天气，那里禁得起再有几番风雨的袭击？这显然不是单纯地谈春光流逝的问题。而是另有所指的。
“惜春长怕花开早”二句，作者揭示自己惜春的心理活动：由于怕春去花落，他甚至于害怕春天的花开得太早，因为开得早也就谢得早，这是对惜春心理的深入一层的描写。
“春且住”三句，由于怕春去，他对它招手，对它呼喊：春啊，你停下脚步，别走啊！但是春还是悄悄地溜走了。想召唤它归来，又听说春草铺到了遥远的天边，遮断了春的归路，春是回不来了。因此产生“怨春不语”的感情。就是说心里怨恨没有把春留住，有话难以说出口来。
“算只有”三句，意思是：看来最殷勤的只有那檐下的蜘蛛，它为了留春，一天到晚不停地抽丝结网，用网儿来网住那飞去的柳絮。
下片一开始就用汉武帝陈皇后失宠的典故，来比拟自己的失意。自“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一段文字，说明“蛾眉见妒”，自古就有先例。陈皇后之被打人冷宫——长门宫，是因为有人在忌妒她。她后来拿出黄金，买得司马相如的一篇“长门赋”，希望用它来打动汉武帝的心。但是她所期待的“佳期”，仍属渺茫。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对什么人去诉说呢？“君莫舞”二句的“舞”字，包含着高兴的意思。“君”，是指那些忌妒别人来邀宠的人。意思是说：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没见杨玉环和赵飞燕后来不是都死于非命吗？安禄山攻破长安后，在兵乱中，唐玄宗被迫把杨玉环缢死于马嵬坡。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后来被废黜为庶人，终于自杀。“皆尘土”，用《赵飞燕外传》附《伶玄自叙》中的语意。伶玄妾樊通德能讲赵飞燕姊妹故事，伶玄对她说：“斯人(指赵氏姊妹)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
“闲愁最苦”三句是结句。闲愁，作者指自己精神上的郁闷。危栏，是高处的栏杆。意思是：不要用凭高望远的方法来排除郁闷，因为那快要落山的斜阳，正照着那被暮霭笼罩着的杨柳，远远望去，是一片迷蒙。这样的暮景，反而会使人见景伤情，以至于销魂断肠的。
这首词上片主要写春意阑珊，下片主要写美人迟暮。有些选本以为这首词是作者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这恐怕理解得还不完全对。这首词中当然写到作者个人遭遇的感慨，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含蓄的笔墨，写出他对南宋朝廷暗淡前途的担忧。作者把个人感慨纳入国事之中。春意阑珊，实兼指国家大事，并非像一般词人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绮怨和闲愁。
上片第二句“匆匆春又归去”的“春”字，可以说是这首词中的“词眼”。接下去作者以春去作为这首词的主题和总线，有条不紊地安排上、下片的内容，把他那满怀感慨曲折地表达出来。他写“风雨”，写“落红”，写“草迷归路”，……读者不妨运用联想，这“风雨”，难道不是象征金军的进犯么?这“落红”，难道不是象征南宋朝廷外交、军事各方面的失败，以致失地辱国、造成欲偏安江左而不可得的局面么?“草迷归路”，难道不是象征奸佞当权，蔽塞贤路，致使一些有雄才大略的爱国志士，不能发挥其所长，起抗战救国的作用么?然后作者以蜘蛛自比。蜘蛛是微小的动物，它为了要挽留春光，施展出它的全部力量。在“画檐蛛网”句上，加“算只有殷勤”一句，意义更加突出。这正如晋朝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像画好后，画家又在颊上添几根胡子，观者顿觉画像神情生动起来。(《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图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算只有殷勤”一句，也能起“颊上加三毛”的作用。尤其是“殷勤”二字，突出地表达作者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这两句还说明，辛弃疾虽有殷勤的报国之心，无奈官小权小，不能起重大的作用。
上片以写景为主，以写眼前的景物为主。下片的“长门事”、“玉环”、“飞燕”，则都是写古代的历史事实。两者看起来好像不相联续，其实不然。作者用古代宫中几个女子的事迹，进一步抒发其“蛾眉见妒”的感慨，这和当时现实不是没有联系的。而从“蛾眉见妒”这件事上，又说明这不只是辛弃疾个人仕途得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宋廷兴衰的前途，它和这首词的春去的主题不是脱节，而是相辅相成的。作者在过片处推开来写，在艺术技巧上说，正起峰断云连的作用。
下片的结句更加值得注意：它甩开咏史，又回到写景上来。“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二句，最耐人寻味。
以景语作结，是词家惯用的技巧。因为以景语作结，会有含蓄不尽的韵味。
除此之外，这两句结语还有以下各种作用：
第一，它刻画出暮春景色的特点。暮春三月，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曾用“绿肥红瘦”四字刻画它的特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红瘦”，是说花谢；“绿肥”，是说树荫浓密。辛弃疾在这首词里，他不说斜阳正照在花枝上，却说正照在烟柳上，这是用另一种笔法来写“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色。而且“烟柳断肠”，还和上片的“落红无数”、春意阑珊这个内容相呼应。如果说，上片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是开，是纵；那么下片结句的“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是合，是收。一开一合、一纵一收之间，显得结构严密，章法井然。
第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是暮色苍茫中的景象。这是作者在词的结尾处着意运用的重笔，旨在点出南宋朝廷日薄西山、前途暗淡的趋势。它和这首词春去的主题也是紧密相联的。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辛幼安(即辛弃疾)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闻寿皇(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可见这首词流露出来的对国事、对朝廷的观点，都是很强烈的。
词是抒情的文学，它的特点是婉约含蓄。前人说过：“词贵阴柔之美”。晚唐五代的花间词，就是如此。花间词是词中的婉约派。这一派词的内容大都是写儿女恋情和闲愁绮怨，而且是供酒边尊前娱宾遣兴之用。到了宋代，词坛上除了婉约派外，又出现了豪放派。豪放派的代表作家如苏轼、辛弃疾，都是把词作为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的工具的。内容变了，风格跟着也变了。比如辛弃疾代表作中有一首《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是抒写作者抗战的理想与愿望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婉约派词迥然有别。在《花间集》中，是找不到这样的作品的。
拿《破阵子》和这首《摸鱼儿》比较，两者内容相似，而形式上，也就是表现手法上，又有区别。《破阵子》比较显，《摸鱼儿》比较隐；《破阵子》比较直，《摸鱼儿》比较曲。《摸鱼儿》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婉约派。它完全运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词的内容，而不直接说明词的内容。这说明，辛弃疾虽然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但是一个大作家，他的词风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摸鱼儿》词采用婉约的表达形式，并未完全掩盖它的内容。读这首《摸鱼儿》时，读者会感觉到在那一层婉约含蓄的外衣之内，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跳动，这就是辛弃疾学蜘蛛那样，为国家殷勤织网的一颗耿耿忠心。
总起来说，这首《摸鱼儿》的内容是热烈的，而外表是婉约的。使热烈的内容与婉约的外表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词里，这说明了辛弃疾这位大作家的才能。似乎可以用“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八个字，来作为这首《摸鱼儿》词的评语。
此词作于淳熙六年（1179）。作者在此借春意阑珊和美人遭妒来暗喻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词里面的玉环、飞燕，似是用来指朝中当权的主和派。辛弃疾在淳熙己亥前之两三年内，转徙频繁，均未能久于其任。他曾在《论盗贼札子》里说：“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这与“蛾眉曾有人妒”语意正同。作者本来是要积极建功立业的，被调到湖北去管钱粮，已不合他的要求；再调到湖南，还是管钱粮，当然更是失望。他心里明白朝廷的这种调动就是不让恢复派抬头。一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自不免要发出“烟柳断肠”的哀叹。表面看来，词人是在伤春吊古，实际上他将自己的哀时怨世、忧国之情隐藏在了春残花落、蛾眉遭妒的描写中。词里所流露的哀怨确有对朝廷表示不满的情绪。《鹤林玉露》云此词：“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当年宋孝宗读到这首词心中非常不快，大概他是读懂了其真意。
此词的写作手法颇似屈原《离骚》，同样是以香草美人为比兴，来抒写自己的政治情怀。风格上，一变辛词常见的豪放，偏向柔美一路，委婉含蓄，却又与一般写儿女柔情和风月闲愁的婉约词大有不同。今人夏承焘评之曰：“肝肠似火，色貌如花。”
公元1179年（淳熙六年），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时年四十岁，被朝廷支来支去的他再次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不写景而写人叙事，通过一位女子“一夜絮征袍”的情事以表现思念征夫的感情。事件被安排在一个有意味的时刻──传送征衣的驿使即将出发的前夜，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情节性和戏剧味。
一个“赶”字，不曾明写，但从“明朝驿使发”的消息，读者从诗中处处看到这个字，如睹那女子急切、紧张劳作的情景。关于如何“絮”、如何“裁”、如何“缝”等等具体过程，作者有所取舍，只写拈针把剪的感觉，突出一个“冷”字。素手抽针已觉很冷，还要握那冰冷的剪刀。“冷”便切合“冬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情节的生动性。
天气的严寒，使“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女子不那么得心应手了，而时不我待，偏偏驿使就要出发，人物焦急情态宛如画出。“明朝驿使发”，分明有些埋怨的意思了。她从自己的冷必然会想到临洮，那边的更冷。所以又巴不得驿使早发、快发。这种矛盾心理亦从无字处表出。读者似乎又看见她一边呵着手一边赶裁、赶絮、赶缝。“一夜絮征袍”，言简而意足，看来大功告成，她应该大大松口气了。
可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又情急起来，路是这样远，“寒到身边衣到无”呢？这回却是恐怕驿使行迟，盼望驿车加紧了。“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这迫不及待的一问，含多少深情呵。从侧面落笔，通过形象刻画与心理描写结合，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思妇形象，成功表达了诗歌主题。结构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得突兀，结得意远，情节生动感人。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士与僧的交往，为禅林平添了不少风流。此诗记述了诗人向一代高僧问禅访道的逸事。此诗的诗眼在于“无馀说”与“啸一声”。大道无言，故无余说，既无馀说，便于月下长啸，让一个人的身、心、声与大自然的峰、云、月完全融合为一体。诗中的“云在青（霄）天水在瓶”乃一名播千秋的绝句，引发了不少后世学人与禅子的褒赞。极有气势的当推宋僧北海心的吟偈：“云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胆向人倾。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好一句“黄金自有黄金价”，其豪情干天，可谓深得禅趣。
披云月下，崇冈长啸，一直是前人悟证天地至理而无法言说时所钟爱的一种抒怀方式。无论禅者还是道家亦或儒子，均明晓天人合一之大道，并从中得到法悦。元人叶颐有首诗便深具禅韵。诗中有小记，云：“七月望夕，予曳杖步月，直造峰顶，高吟朗咏，豁然长啸，兴尽而返。 明日山下居人，咸言闻清啸，惊醒尘梦者数十家。予因赋诗以纪其事云。”下面便是其诗：“藜杖策风轻，芒鞋步月明。鹤翻青径影，猿度翠岩声。草露沾衣冷，松泉漱石清。崇冈发长啸，尘世梦惊醒。”无独有偶，不仅东土的智者，便是大洋彼岸的觉者也深谙其中醍醐灌顶之妙。美国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1930～），深得东方禅趣，他的一首《面对群山》用现代诗句诠释了他对中国古代高僧们的禅趣的向往：“他爬到泛着泡沫的小河边。他攀着峭壁而上。他把一根手指头伸进水里，一直探到水池的深处；接着把双手全部没入水中。他把一只脚伸进池子。他扔石子儿进池。他双手在水面拍击。他起身，昂首高呼，面对急流、群山，双手上举，狂啸三声。”如此筒笔白描却如此细腻入神，真可谓三昧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