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揉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就不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虹流水涵青苹”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苹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苹”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写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苹”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的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苹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苹，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甫、白居易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盖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会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月下之花如此动人，第二天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待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酒，历来是文人墨客的情感寄托，诗人尤甚，李白更是以“斗酒诗百篇”名扬天下，他常以甘醇可口的美酒为寄托，做了大量的反映心理情绪的诗。这首《嘲王历阳不肯饮酒》便是。

　　历阳，唐代郡县，治今安徽省和县历阳镇，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当时李白访问历阳县，正值大雪纷飞，县丞设宴招待李白，李白席间频频举杯，赞赏历阳山美、水美、酒美，可惜就是人不“美”——没有人陪他喝酒。于是席中赋诗《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豪情万丈，景象怡人。从此诗可以看出李白的心中的偶像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他嘲笑王历阳表面上以陶渊明为榜样，可是喝酒不痛快，徒有虚名。“浪”、“虚”、“空”三字用得巧妙，传达出嘲讽及激将之意，充分显示了李白的冲天豪气。

　　《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