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邢桂州指邢济。
首句写京口（即今日镇江）送别场景，“铙吹喧京口”，钟鼓齐鸣，运用通感，以听觉感受来写视觉形象，一个“喧”字表现了送别场面之热烈壮观。“风波下洞庭”，这一句点明邢济取水路前往桂州，一个“下”字勾划出了由江入湖、扬帆直济之气势。首联不落渲染离情别绪的窠臼，反而写得意气昂扬，而惜别感情则隐含于中，“风波下洞庭”一句，表现出了诗人目送孤帆碧天、望尽风烟洞庭的深情，感情含蓄而沉着。
“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颔联承上联写路途所见。“赭圻”为地名（今安徽繁昌县西），“赤岸”亦为地名，可能在桂州境内。这两句诗看似平铺直叙，实则颇具匠心“赭”、“赤”都是暗色调，与诗歌昂扬奋发的风格和谐统一。“击汰”意谓击水，“扬舲”即开船，语出《楚辞》：“乘舲船兮余上沅，齐吴榜以击汰”，这一句化用成句，如盐入水，非常巧妙。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颈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日落时湖光与落日余辉融成一片耀眼的白色，碧波滚滚而来时，整个天地又仿佛都染成了青色。“白”、“青”二字以水墨写五彩，以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
“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星”，尾联化用两个典故，表达企盼祝愿之情。“珠归合浦”化用后汉孟尝故事。《后汉书》载：“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尝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食，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贾流通。”“使臣星”之典亦出《后汉书》：“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且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都。投李郃候舍。时夏夕露坐，郃因仰视，问曰：‘二使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惊相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这两句意思是：邢济的赴任，将会使桂州出现安居乐业的局面。这一联用典既切合人物身份，又紧扣当地故实，表达了诗人劝勉友人为官清廉、造福百姓的良好愿望，而措辞不卑不亢、真诚恳切，十分“得体”。
曲江是杜甫长安诗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安史之乱前，他以曲江游宴为题，讽刺诸杨的豪奢放荡。陷居时期，他潜行曲江，抒发深重的今昔兴亡之感。而平乱之后，则大多寓凄寂之境于浓丽之句，表达深沉的悲感与愤慨。《曲江对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此诗景丽情深，抚今追昔，低徊蕴藉。
前两联写曲江春雨图，紧扣标题中的“雨”字；后两联写“对雨”之思，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委婉表达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的忠君忧国之心和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期盼之情。
首联写景，先大处落墨，勾出全景，重在写静态。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苑墙；斜晖脉脉，江亭寂寂，暮霭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一“覆”，一“静”，既凸显眼前之景的冷清郁闷，又透露出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重在写动态，将满怀幽思作进一步渲染。杂花生树，落英缤纷，本已迷人眼目，又经如酥春雨的润泽，更觉楚楚可怜，娇媚动人。“湿”字，也有选本作“落”，以为用“落”字更有余韵。春雨迷蒙，飞红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这是移情于景的妙句。
颈联讲当年玄宗皇帝，曾率领龙武禁军，自夹城趋芙蓉园，笳鼓齐鸣，车声雷动，旌麾蔽日。到此时，驰道依存，空余废辇，殿门深锁，无人焚香，戒备森严。杜少陵曾有诗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然而兴衰无常，此刻曲江一派凄清冷寂，空自让人凭悼。
尾联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嬉游之景。作者巧妙地用“何时”一词表现出自己的期盼。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是一场豪梦而已。杜甫曾受用于玄宗，安史劫后，新君（即肃宗）上场，肃宗因当日分镇之命，几撼其储皇之位，衷心隐处，不搛于若翁，故将玄宗移居西内，并将其旧侍翦除殆尽，玄宗暮境悲凉，杜甫不得新君恩宠，也就愈念当日如鱼得水的佳境了。此联抒情极其惨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知逝水难回，却渴盼恩泽重沐，一展抱负，这不能不令人伤感。“暂醉”，其实只能是转瞬即逝的精神麻醉罢了。
全诗绘景浓艳，意境静穆清冷；抒情婉转，感慨深沉曲折。在忆旧与憧憬中隐约可见诗人的忠君忧国之心以及颓然自放之念。
这首诗在“静”与“动”的描写安排上十分巧妙，色彩运用也恰到好处：黄色的沙滩，斑驳的渔船，深褐色的堤岸，碧绿的江水，青青的芦荡，白色的芦花，洁白的水鸟，在血红的残阳映照下，更显得色彩浓郁，陆离绚丽，耀人眼目。
“照”、“搁”、“立”、“入”等动词看似平淡无奇，实际运用的十分准确恰当，使整首诗画面生动起来。充分体现诗人炼字的功夫。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