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花间集》结集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作品描绘的是成都的的风光和生活。词中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描写的物象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
此词发端以淡淡的笔墨点明时令：“天初暖，日初长。”成都四季分明，冬尽春始，景象不同。这两句写春天来了，用两“初”字，而且都是就感受着笔的。天初暖，写气候特征；日初长，写昼夜特征。两句看似平易，却是咏早春的不可移易之语。大地经过沉睡的冬季之后苏醒了。无边的春色使词人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好春光”。紧接着以“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来补充“好”字的内容。万汇，包括各种竹木花树。它们新叶不同，颜色不同，花儿不同，在春风的吹拂下争奇斗艳，处处给人以竞相比美之感。词人先用一个“得意”，再用一个“竞”字，像以浓墨重彩在表现热闹的春意。
下片写园林春色，是特写，是近景。一场春雨，竹林中新笋从点点如钱的绿苔地里迸发出来，第二句“花偎雪坞浓香”与首句“笋迸苔钱嫩绿”对仗，景致互相映衬，香色纷陈，更为突出。繁花，花团锦簇，如绰约少女依偎着雪坞，浓香四溢。词人在迷人的春色中流连忘返，不觉到了黄昏。天空泛出彩霞，他举目望去，柳丝夕阳，构成了天然图画，词人忽发奇想问道：“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春柳嫩叶初萌，色如金线，故白居易《杨柳枝》说：“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均匀的柳丝，两两相对的柳叶，像天工剪裁而成。贺知章《咏柳》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二句人称神来之笔，欧阳炯化用其意以写早春园林夕照，创造了新的意境，余味无穷。
《啄木诗》是一首咏物抒情的小诗，诗表面上是写啄木鸟，实质上是以啄木鸟喻诗人自己，通过写啄木鸟与世无争的高洁品德，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自守、无求宠幸的独立人格，啄木鸟的生活其实也是诗人淡泊自律生活的写照。
古人认为啄木鸟是一种很丑陋的益鸟，诗人拿啄木鸟自比，暗示自己远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只为自己心中的志向而努力的决心。“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种标举清高的口吻，很有几分哲理的味道，其中含有对自己清高品性的自信，又有对其他嫔妃只知道追逐荣华富贵的鄙视。人生最可宝贵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而此诗正反映出她的心灵充溢着对生命的愉悦、达观，给人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这首诗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流露出一种清新自然之美。这和西晋趋于绮糜繁缛、过分雕琢的文风迥然不同。左棻的诗歌毫无雕饰的痕迹，在她的现实生活中，精神的漫游是“书诗”与“文词”，幻化在文章中的是朴质自然而潜含伤悲的感情，只将情愫平叙出而自有震撼人心的效力。《啄木诗》就是如此。
唐人朱庆余也有一首咏啄木鸟的诗《啄木儿》，诗是这样写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榆未肯归。终日于君除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同样是咏啄木鸟，由于各自心境不同，诗的格调也就差别很大。跟朱庆余的《啄木儿》相比，左棻的《啄木诗》，以啄木鸟自喻，表现自己于世无争的高洁品质，读后让人感到干净自然，给人一种精神的超脱。
这首《啄木诗》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卷二引傅玄《啄木诗》：“啄木髙翔鸣喈喈，飘摇林薄着桑槐。缏缘树间啄如锥，嘤喔嘤喔声正悲。专为万物作倡俳。当此之时，乐不可回。”后笺注曰：“刺小人也。”然后引左棻《啄木诗》与之对比，谓左棻是用啄木鸟“以之自况，与此正反，故诗之取兴，无有定义”。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将左棻此诗作为魏晋时期四言诗的代表作，与郭璞的《赠温峤》、陶渊明的《时运》《荣木》《归鸟》《劝农》诸诗并列。
此为怀人思归之词。全词大开大合地转换时空，将怀人思归之情节序交替和情事变故中层层演绎出来。词人将昔日故乡春光的艳丽和当日异乡秋色的萧索加以比照，又以昔日的纵情宴游、意气风发与当日的独倚危楼、落寞消沉进行对比，通过今昔对比的总体布局，从纵的方面加强了情感的深度、力度。
上片追忆昔日游春、欢宴和别离的情景，通过景物色调、环境气氛的映衬比照，展现今昔生活的巨大变化。首二句以当日春景起兴，兼点时令、地点。“苕水”即苕溪，作者家乡浙江吴兴。苕溪一带，向以风光秀美著称。词写故乡春色，独取白苹、碧水等色调鲜明的景物，组成一幅明丽的画面：汀上苹花盛开，洁白似雪；苕溪青波涟涟，水色如碧。“白”、“碧”二字，设色浓淡相宜，点染出江南的无限春意。三、四句因景及人，着意描绘昔日当此良辰美景，徜徉于花前，寄情于山水，陶醉于筵席的种种赏心乐事。两句中“每逢”从时间上说，“随处”从空间上说，强调时时处处，逢花则乐，遇席则欢，以此提挈笔势，推进感情，其纵情游赏的怡然之乐，溢于纸外。接着用“别时携手看春色”，挽住对旧游的追忆。由欢会而别离，词情因之一转。此句承上启下，暗中转折，直跌出上片煞拍处的“萤火”二句。昔日的故乡欢会，忽成当日的异乡独处；记忆中的旖旎春光，忽成眼前秋夕流萤的惨淡景象。转瞬之间，情景陡变。上片前五句虚景实写，层层开宕；后二句由昔而今，落到现况。
下片“汴河流，如带窄”两句景情缘生，融情入景，将蜿蜒远去的滔滔河水与长流不尽的绵绵乡思融化一起，营造出流水不息，思乡不已的意境。底下“任身轻似叶，何计归得？”正是即景而生的无限盼想。波上之叶，本与水俱往，叶随水去，可漂流到日思夜想的家乡。但作者说即使河如带窄，身轻似叶，仍难归去，则更深一层地写出欲归不得，的凄苦情怀。接着转换笔锋，由俯视写到仰视。作者望乡心切，凝神远眺，然而望尽寥廓的天宇，唯见断云悠悠飘浮，孤鹜渐渐远去；天之尽头，更有一抹青山，遮住望眼。从全词看，此句造境尤高远阔大。词中所展拓的境界愈阔大，所引逗的情思往往愈绵邈深长。这句中，云是飘浮无依的“断云”，鹜是离群失所的“孤鹜”，以此映衬自己的飘零身世和孤寂处境，可谓妙合无垠。而天之尽头的青山远影，则给人以归路迢迢、归期渺茫之感。词末由凭高临眺之景，自然过渡到凭高临眺之人。煞拍“无尽相忆”一句，感情份量极重。“相忆”二字，与上片遥相呼应，传达出一种相思而不能相见的惆怅。回首昔日，欢宴难再，往事成空；思想眼前，楼上徘徊，归思难收。全词以徘徊楼上的自我形象作结，凄惋动人，有余而不尽之韵。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