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夜霜冻过后,菊花凋残,荷叶枯萎,经霜变黄的橘子和绿叶相映衬,光亮照眼,竹篱茅舍掩映在青黄相间的橘林之间。
破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吴地女子的手剥橘后三日还有照味。
注释
一夜霜:橘经霜之后,颜色开始变黄而味道也更美。
新苞:指新橘,橘经霜变黄,又有外皮包裹,如新生的黄色花苞。
青黄:指橘子,橘子成熟时,果皮由青色逐渐变成金黄色。屈原《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噀:喷。
清泉:喻橘汁。
吴姬:吴地美女。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香,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香”来夸张、突出橘果之香。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香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香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香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香”,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这首《浣溪沙》作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十二月,作者品尝香橘有感而作此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戏赠杜甫》是李白赠杜甫的诗。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家,虽然在年龄上李大杜小,相差了十一岁,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对诗歌艺术的狂热喜好和高深造诣,促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知交,而共同的远大抱负、正义立场以及在政治上的失意境遇,更使他们情同骨肉,终身不逾。这高尚的友情,和他们美妙的诗歌一样,垂诸千古。
在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交往中,相互赠和很多。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引起过前人的误解,都出在这个“戏”字上。郭沫者对此有过精辟的辨析。自从唐人孟棨解说为李白讥笑杜甫作诗拘束之后,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不然其说,是高明的见解。郭对诗的末两句解释为李问杜答,信增亲切,不失为一说。其实,“戏”字并不都是讥笑的含义,也可以解作“开玩笑”。古人写诗题为“戏赠”,并不都是嘲弄,有许多都表示善意的玩笑语,而玩笑语之中,往往是些真情实话,倍觉亲切可爱。
此诗前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李白在饭颗山上遇见头戴着竹笠的杜甫的重逢情景;末两句为李问杜答,新颖别致,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全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塑造了杜甫苦心作诗的形象,亦暗喻自已也“为作诗苦”,情深意浓,体现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
此诗幽默诙谐,甚至滑稽梯突,类似于打油诗。其实这并不是李白嘲讽杜甫作诗拘束迟缓,更不能说李白看不起杜甫。《戏赠杜甫》是朋友间的游戏文字,谑而不虐,体现了李白对杜甫的知己和关爱。一方面,杜甫“穷年忧黎元”,写作极认真,“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说的那样,“杜诗思苦而语奇”(接下来的一句是“李诗思疾而语豪”)。另一方面,他又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可能营养不良。李白显然了解这些,而自己的处境也不比他好,不过达观些,随便些,又大了十一岁。
因此,李白实际上是以此诗劝慰杜甫,诗歌当不了饭吃,不要为了写诗太苦了自己,太瘦了不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而李白作诗比较洒脱,信口拈来即是诗,而杜甫作诗向来是苦费心思的,苦用心的结果在李白的眼里便成了身体消瘦的原因,这样不仅作诗苦的“苦”字有了着落,连太瘦生的“瘦”字也有了来历。诗的后两句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别致,给人以亲切之感。
这末两句,即使解作都是李白的话,也未尝不显痛切关怀之情。要知道,李白也是专心致意于诗创作的,也一样“为作诗苦”。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习性,共同的甘苦,才有这共同理解的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多么亲切感人!李白是把人生的诗情揉得最好的人之一,从《戏赠杜甫》这首诗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