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崔颢向以使李白也为之叹服的《黄鹤楼》诗著名。如果说《黄鹤楼》诗是以日暮思归的真挚乡思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首《题潼关楼》则是对雄伟山川的赞叹和由此产生的广远深沉的忧虑，表现出崔颢诗歌风格的另一方面。

　　开始两句“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表现出诗人匆匆登临的情形。诗人在骑马赶路到达潼关时，恰逢雨过天晴，原本疲倦的精神忽然为之一振，于是歇马登上“津楼”（即潼关城楼，面对黄河），眺望山川。两句说明行色匆匆，写来却从容不迫，“逢”字、“上”字，安排得次第井然，而且别有一种挺拔劲健的感觉，引出下文的雄伟气势。

　　中间两联，写登楼眺望所见，正面表现潼关形势的险要和山河的壮美。“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前一句说从楼上望去，潼关内外，群山连绵起伏、威武雄壮地护卫着“三辅”之地。“三辅”，本指西汉时期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南以西。这里的“三辅”，指唐代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后一句是说，潼关的大门紧紧地把持着“九州”。“九州”本指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这里是指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句突出“关门”的险要，作者先在前一句勾勒出雄伟的山势，描绘出壮阔的背景，然后在这重峦叠嶂的背景上刻划出“关门”，前有“三辅”，后有“九州”，中间用生动形象而有力的“扼”字连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跃然而出。“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这两句从描写关势险要过渡到交通，是上一联诗意的延伸。“川”即平野。潼关一带，在乱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从关中向“陕路”通去。“陕路”即陕州之路，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河”即黄河，在古潼关北面，黄河之水由北而南向华阴县流来，然后在潼关和对面的风陵渡之间，忽然折向东，滚滚流去，卷起滔滔洪波。一个“绕”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黄河的走势，形成磅礴的气势。中间四句，分别从群山、关门、川原和河流，描写了潼关的地势，这些景物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派极为雄浑苍莽的特有境界。诗人还通过“三辅”、“九州”、川原、河流，将潼关与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造成一种壮阔宏大之势，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

　　最后一联，诗人融情于景，“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诗人面对如此险要的关隘，眺望着雄伟的山川，不觉已晚，黄河之上、群山之中渐渐升起了暮霭，在轰然如雷的黄河涛声中，显得一片苍凉。触动了诗人的愁绪。这里的“愁”字包含着浓郁的乡思，因为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自己是在“客行”，行役之人时值“向晚”，产生思乡之念，但这里的“愁”，又不仅仅是乡思。在潼关楼上，面对从古至今如此险要的关口，作者自然也会产生怀古伤今之意。朝廷政治的腐败、藩镇作乱的迹象，都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诗里也隐含着作者对国事的殷忧。因此，作者在潼关楼上的“愁”，深沉而复杂。

　　这首诗气象雄浑，意境悲凉，与《黄鹤楼》相比，格律上更加严谨工整，手法上显得含蓄蕴藉，别具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该篇诗人用周公赤心为国，竭忠尽智辅佐周武王周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周成王所疑的历史故事，感叹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不但心愿未遂，反而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不幸与无奈。诗人客观地吟咏历史，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万千感慨充溢其间。

　　该诗起句由《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化用而出，引出诗人“怨”的真实内涵是：“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这是全篇诗眼之所在。

　　接着，诗人用“周公佐成王”至“成王乃哀叹”十四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表述诗眼，或者说运用历史事实，即通常说的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天威不可干”的“干”，是冒犯之意。这句是诗人对“皇灵大动变”一事的直抒胸臆的评论：识忠奸颠倒易，教天理违物难。本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成王所疑，周公见毁与皇灵动变，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人事与天道的偶然巧合，却引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深刻哲理：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成王昏庸固然可恶，然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他能知错认错仍有可取之处，暗讽曹汉集团的当政者竟不及成王。

　　结尾“吾欲竟此曲”四句，又是诗的精彩之处：“竟”，终也。“悲且长”，意思是悲而情长，表示有倾诉不尽之意。本来，这四句是乐府歌辞中的套语，特别是“今日乐相乐”一句，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也有此句。无巧不成书，诗人在写作此诗结篇时，正遇魏明帝曹叡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别后莫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冀希明帝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诗人撇在脑后。在貌似轻松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理，从而使这首咏史政治诗一下子明显地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颇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之感。

　　该诗的前四句，“难”、“患”、“刊”押韵，后十二句，“言”、“连”、“寒”、“干”、“端”、“叹”等押韵，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从此诗中，曹植对于五言诗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