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宁可没有肉吃,也不能让居处没有竹子。
没有肉吃不过人会瘦掉,但没有竹子就会让人变庸俗。
原因是人瘦还可变肥,人俗就难以医治了。
旁人若果对此不解,笑问此言:“似高还似痴?”
那么请问,如果面对此君(竹),仍然大嚼,既要想得清高之名,又要想获甘味之乐,世上又哪来“扬州鹤”这等鱼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呢?
注释
此君:用晋王徽之典故。
扬州鹤:语出《殷芸小说》。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从富阳、新登,取道浮云岭,进入於潜县境“视政”。於潜僧慧觉在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寺内有绿筠轩,以竹点缀环境,十分幽雅。苏轼与僧慧觉游绿筠轩时,写下了这首《於潜僧绿筠轩》。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小诗,必须反复吟味,才会觉得意趣深长。
这首诗描绘了山间夜晚的山泉美景,表现了山的寂静和生机。整首诗用以动衬静的方式来写。
这幅幽静的山泉夜景,在诗人笔下充满了活力,一石一水,生气勃勃,情趣盎然。“山白鸟忽鸣”,应是从王维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化出,一轮明月破云而出,把山岭照得白皑皑,而月光照进鸟巢,使鸟儿惊诧,鸣叫起来。清静的山丘传来鸟叫,更显幽美。次句既所所感,也点明秋天的时令。霜天月夜,石块单是看都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仿佛秋霜都要冷得凝结了,暗地里还是照应一个“白”字。最后二句,写皎洁的月光照在清泉上,那泉水浸染上明月的白色,仿佛净化了,顿时变成一溪白雪。诗人笔下的山、鸟、石、泉,在优美的月色下,融成一幅绝色的图画:幽静,清冷,空明,爽洁。正是这是白色的基调,渲染了清冷幽静的气氛。
诗题为《夜泉》,主要写的却是对月色中的山水景物的感觉。“山白”是山在月光沐浴下呈现的色调。一声鸟鸣划破寂静,反而更衬托出寂静,正像王籍所描绘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山白而鸟忽鸣,不管两者有无联系,总让人联想到王维的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没写月,但诗人已向我们暗示了月光,下面的景色都由此而生。
“石冷霜欲结”,表现出视觉引起的对触觉的联想。清幽的月色洒在石头上泛起一片冷光,青白青白的像是要凝作霜花。这一句写得非常虚,由月色在石上的反光产生冷的感觉,同时又由冷和白色幻化出霜的想像,作者在此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人置身于朗月的清辉中,山看上去是白的,石也泛着冷光像要结霜,而石下的泉水呢,被月华映照,银光闪烁,简直像是一片雪。古人写夜泉的诗句很多,因为是在夜里,一般都用听觉来表现它,写它的淙淙流声。而本诗的作者却独从视觉来表现它,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雪的比喻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暗应上文的“冷”、“霜”,承接十分自然,作者的心思绵密由此可见。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