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竹林外两三枝桃花初放,水中嬉戏的鸭子最先察觉到初春江水的回暖。
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苇也长出短短的新芽,而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
注释
惠崇(亦为慧崇):福建建阳僧,宋初九僧之一,能诗能画。《春江晚景》是惠崇所作画名,共两幅,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为“晓景”。诸多注本,有用“晓景”、有用“晚景”,此从《东坡全集》及清以前注本用“晚景”。
蒌蒿:草名,有青蒿、白蒿等种。
芦芽:芦苇的幼芽,可食用。
河豚:鱼的一种,学名“鲀”,肉味鲜美,但是卵巢和肝脏有剧毒。产于我国沿海和一些内河。每年春天逆江而上,在淡水中产卵。
上:指逆江而上。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苏轼于公元1085年(神宗元丰八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为惠崇所绘的《春江晚景》两幅所写的题画诗。一说此诗作于江阴。本首诗是其第一首。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本篇写女子伤春,寄托她的身世之感。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花,深深地皱着蛾眉,如茵的绿草也因人的践踏而变短。蛾,蛾眉。蕊,指花。浅,短。“颦深”,从形方面写出花残,从神方面写出花怨。“蹴浅”,谓草经过无数游春者的践踏,已狼藉枯萎。首二句描绘出一幅暮春景色,并暗点“怨”字,笼罩全篇。两句带出第三句,写抒情主人公由眼前残春之景而引起对“韶光迟暮”、青春易逝的“暗省”和感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从诗词作品所描写之“物”中的感情色彩,亦可知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的心态。“颦深”虽写的是花,却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哀伤与愁怨。是的,百花凋残,“乱红”处处,已能令自感“迟暮”的女子触忤愁肠,何况她又是一个“情种” ?“断无”二句,由上文“迟暮” 生发,进一步从正面写出她由暮春之景而引起的哀伤。“断无”句以双重否定,再加一个“断”字,写出“痴”之必然。“替消魂”二句,由“痴”字带出,既是伤春,亦是伤己。下面承“乱红”写出落花飘零之“苦”:“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信,实在。“逐水沾泥”,这就是落花的命运! 春花娇美,命运如斯,显然是“太误”了。三句伤花,隐含着伤春女子的身世之叹。“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她盘桓于沾满落花的土地上,送别春归,百感交侵。粉娥,谓靓妆美女。“费”字,突出“送春归”的万千思绪。“低徊”从行为写其盘桓沉思之状。
上片伤春中隐含伤己之情,下片伤己之情由隐而明,刻画伤春女子的复杂心理,突出一个“怨”字。
过片一句,上承“低徊”,下启全片。她“随步”于落红狼藉的园中“香土”,“着意怜花,又怕花欲妒”——一“怜”、一“怕”,表现受过创伤的女子的复杂心态。但是,她还是要“怜花”的,不仅因为落花之可怜,还因为落花有与自己相似的“逐水沾泥”的“飘零”命运。“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她停下来,为落花唱着伤悼之歌; 她愿化作“微云”,傍着那遍地狼藉的落花。以下由怜花而伤己:“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前次在楼上跟爱人作别之时,她愁肠欲断; 她弹着筝,哀声阵阵,如泣如诉……“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如今,她独守寂寞的空楼,一如鸟之寒枝独栖。昨晚梦中惊醒之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哀筝” 以下,由花及己,终于写出被遗弃的哀怨。至此,读者不难窥知词中 “迟暮”、“消魂”、“信苦” 、“太误”、“欲妒”的真实含义。
要之,上片伤春,意在言外; 下片怜花伤己,意见言内; 最后以“怨”字为结穴,点明题旨。全词句句相联,连绵不断,正好表达抒情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本篇所写,虽是传统之题材,但凄凉怨断,宛曲渊微,在同类作品中别具特色。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
全诗描写了一个渔夫打扮的人,在江上垂钓的情形: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叶轻舟、一支钓竿,垂钓者一面歌唱,一面饮酒,垂钓的潇洒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虽然独自钓起一江的秋意,但逍遥中不免深藏几许萧瑟和孤寂。
前两句近乎白描,后两旬却有着无穷意味。图中看似不可能的“一曲高歌一樽酒”在作者的想象中展现出来。而最后一句“一人独钓一江秋”似是回归原图,但此“钓”已非彼“钓”了,赏一江秋景,感一江秋色,联想开去,那是一种感怀,或者说,最后一句已是“虚实相映”了。
再观全诗,九个“一”巧妙嵌入其中,将诗与图的意境表现得分毫不差,细细品味,这些“一”用得十分贴切又有情趣。最后一句“一人独钓一江秋”,渔人钓的是鱼?是秋?是潇洒自在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心情?在诗人看来,这样的秋江独钓者,才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
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