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日脚”，云缝斜射到地面的日光。“紫烟”，映照日光的地表上升腾的水气。“酣酣”，其色调之深。这一句是写初春“乍晴”景色，抓住了主要特征：云彩、地气都显得特别活跃，云脚低垂，地气浮腾；日光也显得强烈了，“日脚”给人夺目的光亮；天气也暖和了，“酣酣”、“紫”的色调就给人以暖感。“妍暖”，和暖、轻暖。“轻裘”，薄袄。这时的温度也不是一下子升得很高，并不是带给人热的感觉，这种暖意首先是包裹在“轻裘”里的躯体感觉到了，它一阵阵地传了过来。这一句是写感觉。总之，这天气给人的是暖乎乎的感觉。

　　“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扶头。”“天色”即天气。这天气叫人感到舒服，因而容易使人陶醉，加上暖乎乎的花香沁人心脾，更使人精神恍惚了。暖香与“冷香”对人的刺激确乎不同。“扶头”，本是指一种易使人醉的酒，也状醉态。“午梦扶头”就是午梦昏昏沉沉的样子。

　　上阕是写乘舆道中的困乏，下阕写“小憩柳塘”。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这片”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意脉很细。这里即景作比。”縠纹“，绉纱的细纹比喻水的波纹。这两句说：春慵就象春塘中那细小的波纹一样，叫人感到那么微妙，只觉得那丝丝的麻麻痒痒、阵阵的软软绵绵。这个”愁“字的味道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又进一步进行描写：”溶溶泄泄（yìyì），东风无力，欲皱还休。“”溶溶泄泄，水缓缓掠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已《谒金门》），墉水皱了；可你认真去看，又“风静縠纹平”（苏轼《临江仙》）了。这里写水波就是这种情形。这是比喻春慵的不可捉摸，又似曾可见恍恍惚惚，浮浮沉沉的状态。这几句都是用比喻写春慵，把难以言状的困乏形容得如此具体、形象，作者的写作技巧真令人叹服。同时还要体会，这春水形象的本身又给人以美感。它那么温柔熨贴，它那么充溢、富于生命力，它那么细腻、明净，真叫人喜爱。春慵就是它，享受春慵真是人生的快乐。春慵，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感觉，虽然在前人诗词里经常出现这字眼，但具体描写很少，苏轼（《水龙吟·杨花词》）借杨花写了女子的慵态，但没有这首词写得生动、细腻、充盈。此词用了许多贴切的词语天气给人的困乏感觉，又用了一系列比拟写感觉中的春慵，使人刻画如沐其中；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感受到了柳塘小憩的恬美。

　　沈际飞评道：“字字软温，着其气息即醉。”（《草堂诗余别集》引）确实不错。如此写生理现象，写感觉，应当说是文学描写的进步。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因为是送给僧人的诗，所以诗开头便云佛事：“枿坐云游出世尘。”这是写质上人的形象。诗人抓住他的特征，刻画了他的不同凡俗。

　　第二句进一步写质上人的形象。瓶钵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少的器具。可是质上人连应该随身携带的一瓶一钵都没有。这就更突出了质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无牵挂的大闲人了。

　　第三、四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质上人的精神境界去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话，这才写出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人们口上说的，都是心上想的，不说人间事，是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些事，因为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做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苏东坡语），在这位质上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彻底，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

　　他虽曾赞羡“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像质上人那样口不说一句人间事。所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既有对质上人的称赏和羡慕，也有诗人自己复杂心情的流露，字面上意义虽然浅近，而诗人的感慨颇深。

　　杜荀鹤的诗在语言上通俗浅近，明白流畅，所以他把严于格律的近体诗通俗化了。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诗句包括《赠质上人》在内都在长期流传中成了人们口头的熟语。

　　该诗着重抒写诗人赴湘水途中的感受。首句说：“湘流绕南岳”，展示出一幅气势壮阔的山水图画，同时在写景中暗寓行旅的路线。该句虽不事刻画，但着一“绕”字便可使人想见山形的曲折、水流的婉蜒。次句承上写舟行所见，极目望去，进入视野的都是青青的山色。一个“转”字颇值得玩味，它既与“绕”字呼应，传达出舟绕山而行的逼真感受，而且隐约透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因为青青山色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如果一路行来，转过一山又是一山，眼前唯见青山白水，久而久之，自不免觉得单调乏味，更何况从下文可知诗人此行并非为着游山玩水，所以开头两句虽只是写景叙事，已为全诗奠定了倦游的基调。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是该诗的主旨，全诗的写景抒情都从这两句生发。上句揭示了行旅“未能已”的原因乃在于“怀禄”，具体到该首诗不过是作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从中可见诗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处境。下句接着说因“屡所终”之故，旅途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里统统失去了新鲜感和吸引力。这两句诗语调低沉，其中不仅流露出诗人的羁旅之感、飘泊之叹，还有诗人对宦游生涯的厌倦。

　　正因为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并且移情于物，所以湘江上的一切景物便都蒙上了一层凄清黯淡的色彩。“烟屿”以下四句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处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图景。五、六两句，一从视觉着笔，一从听觉入手，传达出旅人白天、夜晚的不同感受，运笔极为简练。“烟屿”本是美景，惜乎只“禄春望”，言外之意是眼下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猿啼本自凄哀，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格外显得凄厉，使人伤情。这两句一“禄”一“莫”，正反成对，使诗意跌宕不平。接着两句继续写旅途情景，但变换了一种角度。江水迢迢，长途漫漫，一叶孤舟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夜晚，日复一日，简直不知何日是归期、何处是尽头！如果说上两句侧重抒发的是诗人凄凉感伤的情怀，那么这两句更多地带有孤寂苦闷的意味。

　　以上八句层层蓄势，结末的抒慨虽语气直露却情真意切、水到渠成。“浮没”一词，语意双关，既指行舟的随波逐流，也喻宦海的沉浮，“浮没从此去”一句似乎很旷达，但紧接着便是一声嗟叹：“嗟嗟劳我形。”并在此沉重的叹息中收束全诗。

　　该诗将山水同行旅结合起来写，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诗。它没有对沿途风光多作刻画，而主要用赋的手法抒写行旅感受，即或写到景物，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联系诗人的际遇，不难理解，这行旅中的种种感受，正是他屡遭迁谪的经历和他厌仕途的心结在诗中的折射。诗人将它们不露痕迹而又富于启示地融进长途跋涉的体验中，从而创造出既真实动人又含蓄蕴藉的独特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