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这首词是纳兰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也是一首愤世嫉俗的明志词。纳兰将自己的诗稿交给顾贞观，让他帮自己选集付梓，借此事以言志，表达自己浊世自清的高沽情怀。
此时的纳兰，早已是康熙大帝眼前的红人。无数双图谋不轨的眼睛在暗中窥伺着他，无数污浊的欲望企图将他打倒：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这是多少人的终极梦想。而纳兰拥有着这一切，却感觉分外痛苦。它们如同无形的枷锁，捆住身，困住心，深人骨髓，不可挣脱。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是一座困兽之城，人们在里面厮杀搏斗，用最血腥的方式杀出一条生路。高处的高处，却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寒冷。纳兰在这身不由己的深宫之内，孤独压抑，渴望着自由。
而顾贞观的出现，仿佛是一阵温暖的风。纳兰在深不可测的黑夜中踽踽独行，遇到茕茕孑直的顾贞观。两人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凭君料理花问课，莫负当初我。”世事纷扰，唯有琴棋书画、写诗论道才是人生真谛。饱读圣贤书的风流才子是不会与那些蝇营狗苟之人同流合污的。刚好，顾贞观与纳兰想的一样。两人一拍即合，惺惺相惜。纳兰知道，顾贞观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人。于是，他把自己多年以来的心血，交付给了他。只因他们有这份难能可贵的默契。
“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看犁。”“鸡犬上天梯”，此是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纳兰讽刺着那些趋炎附势登上高位的小人。黄庭坚年轻时喜欢写些词风香艳的词，有个和尚法云斥责他说：“你写这些下流的东西，教唆世人，有伤风化．将来是要堕入地狱的。”黄九和秦七显然是顾贞观和容若的自况。我们不追求功名利禄，填词作乐，让那些小人们升天去吧，我们宁愿下地狱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瘦狂和痴肥是南朝沈昭略的典故。沈昭略为人旷达不羁，有次他喝了酒，遇到王约，嘲笑道：“你就是王约么？为什么又肥又痴？”王约反唇相讥：“你就是沈昭略？为什么又瘦又狂？”沈昭略哈哈大笑道：“瘦比胖好，狂比痴好。”纳兰在此是断章取义，以“瘦狂”指自己和顾贞观，而“肥痴”之人，则是那些追逐荣华富贵的小人。此时的纳兰没了往日的多愁善感，他豪迈地说：你们这些愚钝的肥痴之人，也配笑话我们么？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这句更是嘲讽。多病指纳兰自己，长贫则是顾贞观。他们这两个贫病交加的人，为痴肥们所嘲笑。然而，我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岂是你们这些小人们能懂的呢？你们尽管追名逐利去吧，我们丝毫不在意这些浮华的东西。
这首词写得旷达不羁，慷慨激昂，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豪迈之气。纳兰尖刻地讽刺了那些世俗小人，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气节。
纳兰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性情中人，确实不该存在于这样一个追逐风尘的时代。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结局。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