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这是一首歌颂大丈夫从军赴边、生死搏战、凯旋受赏的诗。全诗表现出主人公从戎报国、立功边域的远大理想,赞扬了他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语言明快、格调高昂、气势磅礴、意蕴深长。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开篇二句,诗人就将一个装配齐备,身跨战马,奔腾如飞的勇士形象突兀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显得奇警迅猛。此诗起调显然受到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白马篇》在“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突起之后,却以慢笔插入“借问谁家子”以下大段铺陈,写“游侠儿”的生平和高强武艺。高适却将这些一概摒弃,快人快语,一腔豪气,一泻到底。所以,三、四句再从“天子怒”“将军雄”两方面予以渲染。这样,勇士的赴敌就更理直气壮。再加上“将军”的雄武,愈发增加了胜利的信心、立功的热望。开始四句,痛快豪壮,层层蓄势,已将勇士的形象渲染得气势如虹,这样就使下文“快战”场面的出现水到渠成。
“万鼓凭殷地”以下八句,将主人公赴敌过程的细节一概删掉,直写战阵的壮阔。同时加以生动的夸张和想象,突出大战的激烈和唐军的英勇。万鼓齐鸣,犹如惊凭震天动地;千军万马,红旗飞扬,恰似烈火借助风威。战士们精诚贯日月,使其留驻空中;“阵云”冲山岳,群峰为之晃动。这样神勇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文势至此高潮,陡然收住,如截奔马,使之折入对主人公心胸的袒露,与起首相呼应。
一般说来,在文势的高潮突转,比较难以为继,它必将聚集起更大的力量,才能再掀波澜,否则就有龙头蛇尾之弊。不过这种担心对高适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的万斛豪情,不如此就不能尽情发泄,故自“万里不惜死”以下八句,感情突破陡煞的闸门,冲天而起,再奋逸响。因为直接参战的主人公,他的理想就是到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去搏击,是以“万里不惜死”的无畏追求而得到“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最高奖赏。因此,他被这撼天动地的战斗场面鼓舞,为自已能建功立业、凯旋受赏而欣喜若狂。自然,对于皓首穷经、老于牖下的平庸书生生活,他是不屑一顾的,因而以“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这样的英雄豪语,把主人公安边定远的壮志、豪宕不羁的精神,如狂飙勃发般地倾泻出来。
高适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情,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诗人的深刻感受。诗中汹涌奔腾的感情,既峰峦迭起,又一气贯注,感情的洪流愈泻愈强,毫无衰减,如骏马注坡,不可羁勒。
此词起拍二句,言“楚女”飘零在外,寄居于水乡的临河楼宇中。“楼枕小河春水”的“楼”是“楚女”暂栖之所,可推测为一歌楼舞馆,临水构筑。“春水”,点明季节。“枕”字下得别致。
“月孤明”三句写暮春月夜之景而隐含伤春离别之情,说“楚女”自伤身世、月夜难眠。“风又起”,从听觉着笔,表明“楚女”虽然置身床榻而长时间处于不眠状态。“杏花稀”(系“楚女”的想像之辞)虽为景语,但其中亦寓有惜春、伤别之意。月本无所谓孤不孤,但对于欲归不归的楚女来说,它却显得孤独凄清,物象染上了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加之“风又起,杏花稀”,其景象就更凄清,不眠的人儿,心情可想而知。这里既写暮春之景,又寓有自伤身世飘零,自伤老大,自伤离别的情绪。
过片二句写女子服饰,分别从头上玉钗、乌黑的鬓发及衣裙上金线所绣凤鸟图案着笔,一句写她的头饰和美发,一句写她用金缕盘绣成凤鸟图纹的舞裙,对“楚女”的形态进行描写。金玉锦绣的字面,恰好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的空虚索寞。“楚女”如此艳美,然而却长期漂零在外,其独居凄怆之情亦自在不言中。于是最后三句要借“八行书”,诉千里相思隔魂梦萦牵之情,恰值月夜闻雁,便欲凭雁足传书,以道相思之意。言作书寄远,并点明题旨。这数句与李商隐“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异曲同工,虽然明说着欲凭鸿雁寄相思之意,其实隐含的意味却是鸿雁长飞,锦书难托,确有含蓄不尽之情。
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
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