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县圃古红梅”,词人在其《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词中也提到过“但东阁、官梅清瘦”,可以互为参照。此系词人晚年重游德清之作。
“莓锁”两句。言德清县县圃内有株年代久远盘旋如虹入天的红梅树,树身上长满了斑剥的莓苔。由此,词人想起:我在绍兴城外稽山下禹王殿见到的正梁,恐怕就是这种梅树做的吧。“横斜”两句,叹梅树之无人赏识。言梅树栽在县圃中,无法使它像“疏影横斜水清浅”似的受到诗人们的赏识,满树花蕊似珠网般的横布枝梢,却独自在县圃内放香,没有人前来欣赏。《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也说到:“东阁官梅清瘦”,喻清高落魄之人遭受冷落,这里也是一语双关,以梅喻人。“姑射”两句,赞红梅树。言其实这株古老的红梅树郁郁葱葱可以与姑射山上的仙树相媲美;其苍老的枝干仿佛可以化为虬龙,驾乘它去遥远的罗浮山。“姑射”,“罗浮”皆古之仙山名。“千年”三句,点题中一“古”字,并写梅树四周及远处景色。此言红梅树的树龄估计已经有“千年”之数,然而树木葱郁,青春犹存。梅树旁有一弯新月型的池塘,水面上苍苔青碧;黄昏时分,从树下眺望,隐约可看到墙外远处山上的小馆舍。
“花满”两句赞花。“花满河阳”句,用“晋潘岳为河阳县宰时,在县中横植桃花,举世传为美谈”的典故。说是河阳县满城桃花,在红梅花的对比下,将黯然失色,自愧不如,羞得消失了它们的红颜色。“蒨”即红色。“云根”两句,以夸张手法誉树。言树旁流入小水池的溪流仿佛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银河”水,所以词人觉得这株老梅树恐怕就是仙人乘之而来后,被遗忘在这里的仙筏变成的。“雨外”两句,叹花遭残。言春雨潇潇树上的红梅花将会被淋去颜色,晴天转暖后又将落尽了残留在枝上的花萼。此虽自然规律,但由多情的词人看来,仍觉伤感。“倚阑”三句,呼应首句。此言词人倚栏凝望古梅树,突生遐想:如果梅树沾上了水,恐怕也会像禹庙梅梁那样化作虬龙,乘东风而飞逝吧。
“德清县圃古红梅”,词人在其《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词中也提到过“但东阁、官梅清瘦”,可以互为参照。此系词人晚年重游德清之作。
“莓锁”两句。言德清县县圃内有株年代久远盘旋如虹入天的红梅树,树身上长满了斑剥的莓苔。由此,词人想起:我在绍兴城外稽山下禹王殿见到的正梁,恐怕就是这种梅树做的吧。“横斜”两句,叹梅树之无人赏识。言梅树栽在县圃中,无法使它像“疏影横斜水清浅”似的受到诗人们的赏识,满树花蕊似珠网般的遍布枝梢,却独自在县圃内放香,没有人前来欣赏。《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也说到:“东阁官梅清瘦”,喻清高落魄之人遭受冷落,这里也是一语双关,以梅喻人。“姑射”两句,赞红梅树。言其实这株古老的红梅树郁郁葱葱可以与姑射山上的仙树相媲美;其苍老的枝干仿佛可以化为虬龙,驾乘它去遥远的罗浮山。“姑射”,“罗浮”皆古之仙山名。“千年”三句,点题中一“古”字,并写梅树四周及远处景色。此言红梅树的树龄估计已经有“千年”之数,然而树木葱郁,青春犹存。梅树旁有一弯新月型的池塘,水面上苍苔青碧;黄昏时分,从树下眺望,隐约可看到墙外远处山上的小馆舍。
“花满”两句赞花。“花满河阳”句,用“晋潘岳为河阳县宰时,在县中遍植桃花,举世传为美谈”的典故。说是河阳县满城桃花,在红梅花的对比下,将黯然失色,自愧不如,羞得消失了它们的红颜色。“蒨”即红色。“云根”两句,以夸张手法誉树。言树旁流入小水池的溪流仿佛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银河”水,所以词人觉得这株老梅树恐怕就是仙人乘之而来后,被遗忘在这里的仙筏变成的。“雨外”两句,叹花遭残。言春雨潇潇树上的红梅花将会被淋去颜色,晴天转暖后又将落尽了残留在枝上的花萼。此虽自然规律,但由多情的词人看来,仍觉伤感。“倚阑”三句,呼应首句。此言词人倚栏凝望古梅树,突生遐想:如果梅树沾上了水,恐怕也会像禹庙梅梁那样化作虬龙,乘东风而飞逝吧。
这首词描写的是闺中孤寂情怀。词一开始即浓墨重彩渲染一种秋夜孤寂的氛围:寒蛩低吟似诉,寒露晶莹如泪珠,已是清冷凄凉之境,紧接着即下一“惊”字,将闺中人那种敏感而脆弱的情丝拨动,继而写她受秋夜清景之惊后的动作神态。罗帏、鸳鸯锦等闺中陈设,为我们展示出这位闺中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着以“泪湿”二字,则又与这种富丽的陈设形成对照,衬出其内心的孤独、空虚、失落。接下来两句,将泪湿的原因作了交待:心上人儿离她远去,她只能独守闺房,那罗帏、那绣着象征爱情双栖双宿的鸳鸯锦被里,只有她一个彻夜难眠的苦心人儿。夜冷兼心凉的她,置身于锦被之中,却没有一丝的暖意,反而只觉玉肌生凉。这里,词人不动声色地从环境过渡到了心境,刻画出这位闺中思妇因夜寒生凉到因“独”处而心凉的心理状态。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情,让她心“惊”,引起她一腔幽怨。“残更与恨长”一句,语短情长,既写出此女长夜难眠,将那个“惊”字写满写足,同时也把难以名状的“恨”写得十分直观可感,动人心旌。
下片写闺房外之夜景。阴风时时袭来,翻动她闺房的翠帏,使她本已冰凉的心情更显凄凉不堪,也因那摇动的翠幔,绘出她心旌摇荡的内心世界,孤灯残照之时,室外雨声又时时袭来。本来,银灯结花,是吉祥喜庆的征兆,但对这位秋夜孤枕中的女子而言,她这种美好的梦幻显然早已破灭,所以她只是觉得那重重的灯花,使灯光更显昏暗而已。词人用“涩”字形容夜雨带来湿润的空气侵染灯花,使之灰暗不明,颇具匠心。从整首词看,无论是闺房里还是闺房外,一切景物皆着有闺中人的感情色彩,是为闺中人所设,随其心境的波动而动。所以,这里的涩,不是指雨,而是女主人公那幽咽难通的思维情结的外化,雨涩灯暗,全是她彼时心境暗淡愁苦的象征。“毕竟”二字,透出怨恨之意,紧扣上片结尾的“恨”字而发,使词情显得丝丝人扣,针脚细密。收煞一句,又回到“虫声泣露”的环境之中,用室外金井寒来回应开头的“虫声泣露”。李白有《长相思》诗,其中两句云:“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虽说不能说为此句所本,但李诗秦词所描写的环境,所渲染的气氛,却是十分一致的。彼此相参,当更能体会秦观此词所描绘之景象。
从写作手法上分析,词人先从室外写到室内,在突出刻画独处闺房的女主人的神态心绪之后,又回笔写到室外。以虫声起,以鸦啼结,中间点出“残更”、“不成眠”等语,将一位情丝不断,彻夜难眠的思妇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同时也使得整首词在布局上轻重得宜,且有首尾衔接,词情婉曲连绵不尽之妙。另外,虽然词中有“惊”、“恨”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但是作者却并没有正面描绘这种惊态、恨意,而是侧锋用笔,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尽情地渲染以达到以景传情的目的。难怪后人看后不得不叹赏其“语少情多”了。
另外,这首词的上下两片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欣赏,即将词的上片理解成闺中人念远,而把下片理解成行人忆内的感情。这样理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词的上下两片所描绘的景象来看,似乎并不完全是一地之景,“虫声泣露”是清夜之景,而下片所写“阴风”、“雨涩”则又是雨夜之景了。而且如此诠释词情,两相对照,两地相思,显得更加刻骨铭心和耐人寻味。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王维这首送别之作意韵悠长,风神摇曳,绵邈蕴藉。饱含劝勉,一叙理想抱负之情。诗的开篇直接入题,描写送别情形。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现成之景,景中却蕴含深情:“柳”与“留”同音,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表示不忍离别,希望远行的人留下来。但分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友人乘坐的船只已经起航。这里写杨柳,不仅写现成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行客已稀,见境地的凄清,衬托出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第二句醒出“归江东”题意。刚才还很热闹的渡头,一下变得行客稀少,冷冷清清。惟有诗人自己,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友人渐渐远去。他的脑海里,或许在重温刚才与友人依依话别的情景,或许想起了之前和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追忆了。眼前只见友人所乘的船顺水而下,离自己越来越远。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船儿渐行渐远,友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友人乘船而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将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而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逢。想到这些,诗人的心中难免有些怅惘。这时,诗人依依不舍,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十分美丽的想象,有着无比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诗人似乎在对友人说:你在江上走,江南江北的春色包围着你;我的牵挂、友谊也和这春色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你,陪你一路前行。春满江南江北,情亦满江南江北。不必特意写离愁别苦,别情已经充盈了满篇。更巧的是,自然之景与深挚之情妙合无间,耐人寻味。将自然界的春色比心灵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极其自然。这里藉难写之景以抒无形之情,功夫当然又深了一层。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此诗描写的是最具普遍性的离别。与许多别诗一样,先用景色来制造—定的气氛,“行客稀”可见境地的凄清,反衬与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末两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与牛希济《生查子》诗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同样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感情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两句是作者突发的奇想,将春色比作心中对朋友的情谊,情景妙合无间,表露得非常自然。原本充满愁绪的离别被诗人写得哀而不伤,反而觉得形象丰满、基调明快,其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可否认。
歌词以穹庐、星影两个不同的物象,于宇宙间两个不同方位为展现背景,并以睡梦和睡醒两种不同的状态通过人物的切身体验,揭示情思。布景与说情,阔大而深长。
王国维论诗词之辨,既曾提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亦曾提出“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中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
尘世中总有着夜阑独醒的人,带着断崖独坐的寂寥。就算塞外景物奇绝,扈从圣驾的风光,也抵不了心底对故园的冀盼。
诺瓦利斯说,诗是对家园的无限怀想。容若这阙词是再贴切不过的注解。其实不止是容若,离乡之绪、故园之思简直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脑袋里面的主旋律。切肤痛楚让文人骚客们创作出这样“生离死别”、这样震撼人心的意境。
那时候的人还太弱小,缺乏驰骋的能力,要出行就得将自己和行李一样层层打包。离别因此是重大的。一路上关山阻隔,离自己的温暖小屋越来越远,一路上昼行夜停风餐露宿,前途却茫茫无尽,不晓得哪天才能到目的地,也可能随时被不可预期的困难和危险击倒。
在种种焦虑不安中意识到自身在天地面前如此渺小。这种惶恐不是现在坐着飞机和火车,满世界溜达的人可以想象的。归梦隔狼河,却被河声搅碎的痛苦,在一日穿行几个国家的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