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从各个角度，描绘昔日繁华富丽的华清宫而今荒凉破败的景象，暗寓讽刺和感喟之意。首句写华清宫春夜的凄凉可怖气氛。在月色明媚的春夜，当年华清宫车马合背，宫女如云，灯烛辉煌，歌吹沸天。中唐诗人韦应物这样描写：“玉林瑶雪满寒山，上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背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宴，美人丝管从九天。”何等盛况，何等排场。然而，“繁华事散逐轻尘。”（杜牧《金谷园》）而今唯有一轮清冷的春月，照着这荒无人迹的宫苑；从黑黝黝的丛林里，传来阵阵寒鸦的哀鸣。一片凄凉冷落。次句写诗人隔着积满尘土的窗帘，看到宫花仍旧迎春盛开。但无人观赏，显得那样寂寞悲苦。颔联写诗人俯仰所见之景。仰看宫檐，一团团云雾从檐下防鸟雀的红色网络间涌出；俯看御阶，石块在多年风雨剥蚀下已经残破断裂，紫色钱形的苔藓欹斜横生。以上四句，都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颈联境界一变。诗人为使讽刺的意蕴更加尖刻，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巧妙地创造出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景物意象。“玉椀”是实物。宫殿荒废已久，案上玉椀犹在。椀里即使原先盛满美酒，也早已挥发净尽了。而诗人却设想玉椀里至今仍剩有残酒没有喝完，仿佛还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说“残露”而不说“残酒”，含蓄委婉，暗用汉武帝造仙人承露盘以求仙露的典故，隐寓讽意。宫灯也是实物。但灯油或蜡烛决不可能一直燃点不熄。诗人竟想象宫灯还在亮着，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灯上的旧纱。（“点”作点污解亦可通。但仍是写实，意蕴较浅。）这两笔非常精妙绝伦。诗人从实象中创构出虚幻的意象，并借助这虚幻荒诞的意象，将李隆基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慌忙出逃的狼狈情状讽刺得淋漓尽致。
尾联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蜀王”指李隆基。唐玄宗逃避入蜀，故称之，而帝不称帝，其意自明。又说他“无近信”，即逃跑之后便毫无信息，对社稷危亡和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连帝位也被儿子李亨夺了。这又是绝妙的嘲讽和大胆的揭露。旧时代的注家对李贺嘲笑本朝皇帝为“蜀王”这一点，或有意曲解，或予以指责。比如姚文燮说：“蜀王本梁王愔也，贞观十年徙蜀，好游数畋弋猎，帝怒，遂削封。贺当春夜过此，追诮之。”（《昌谷集注》卷一）他们的歪曲和指斥，更说明李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可贵。结句同上句联系起来看，颇为纤曲，意思是说：玄宗刚奔蜀之时，华清池上便已经长满了水芹；何况历久经年，玄宗再也不来临幸，泉上水芹又在春天里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了。这个结尾，以景结情，即小见大，既表现出华清宫的凄冷、荒寂，又寄寓了诗人“黍离麦秀”之感慨，有言外之意，故颇为方扶南等注家赞赏。
《过华清宫》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是意象的组合。全诗八句，仅第七句“蜀王无近信”为托事寓讽，其余七句都是意象的直接呈示。每句以动词联系两个意象合成一个画面镜头。一个个镜头跳跃而出，有远景、中景，也有近景、特写；有实景，也有虚幻之景。它们之间似无联系，也无次序，忽此忽彼，使人眼花缭乱。全篇所写的空间范围是华清宫，其时间范围却包括今与昔，明写今日，暗示往昔。即以写今来说，时间范围也不是特定、确实的。首句点明写“春月夜”，其余各句很难说是写夜景。在这荒山古殿，即使有月亮，诗人也不可能历历分明地见到隔着宫帘的春花、朱络上的云雾、断石上紫色的苔钱、玉椀银灯，还有温泉上初萌的小小芹芽。显然，诗人在描写时根本不考虑特定时间的限制。在李贺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经常是错综交织的。也就是说，诗的意象及其组合常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自由地跳跃，不受约束，不拘常法。诗人所遵守的是心理时空而不是物理时空。夜晚与白昼景色的反复变换，使诗境更加迷离恍惚。这正是李贺诗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但这首诗意象组合虽突兀奇谲，却仍有着一条内在的思想感情线索在串连着，这就是通过渲染华清宫荒凉冷落的环境氛围，讽刺“蜀王”李隆基，并抒发诗人对唐王朝的昔盛今衰之感。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李贺诗“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一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指出李贺诗多绮艳的意象片断而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却不能一概而论。《过华清宫》意象是跳跃的，却非“百家锦衲”的拼凑，而是诗人用讽刺寄慨的针线编织成的一件璀灿闪光的“金缕玉衣”。
由于意象的直接呈示及其跳跃式的组合，意象之间不必用虚词连接，也省略了交代、解释、联系的笔墨，使这首诗显得格外凝炼简约，言少而意丰。诗中用词准确、新鲜、奇峭。如“紫钱斜”的“斜”字，真实地写出诗人俯视石阶见到紫色苔藓斜复于断石上的直觉印象，“点”字则大胆地传达了诗人的主观幻觉。中间两联，用暗淡的“朱”、深浓的“紫”同明亮夺目的“玉”色“银”光相互映衬，也体现李贺诗歌色彩冷艳的特色。
在诗歌中，如果能在真实描摹客观景物的同时，又把诗人的某种独特感受倾注在景物描写之中，使读者从思想上受到感染，艺术上得到享受，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两个方面下功夫。林景熙的《溪亭》诗正是借景抒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的佳作。
溪亭，指临溪水的亭子。唐张祜《题上饶亭》诗：“溪亭拂一琴，促轸坐披衿。” 宋李清照《如梦令》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首联破题。“清秋有馀思，日暮尚溪亭”，表明全诗以溪亭为中心，逐一描绘周围的清秋初月的景色。乍读起来，似有恬静闲适的印象，细细品味，又觉不然。诗人徙倚溪亭，观览景色，思绪纷披，直至日暮，尚徘徊不下。“馀思”，是指诗人在南宋灭亡之后，时时所怀有的旧君故国之思，同那种多愁善感的“悲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了解首句所要表达的意图，就会把全篇看成单纯写景之作。只有真正领悟到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透过迷蒙的景色去探索诗人的悠悠孤愤和高洁品格。这种破题法，既无“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诗家法数·律诗要法》）的气派，也没有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而是语淡辞婉，直叙其事，于平淡之中留下意馀象外的情韵。
颔联紧承一二句。“高树月初白”，是说高高树巅挂着一弯洁白的初月，切上联“日暮”。“微风酒半醒”，在微风吹拂之下，诗人酒意初醒，与上联“馀思”呼应。月上高树，周围一片冷清幽寂。当此之时，诗人心绪不宁，“馀思”萦绕，难以去怀，从其半醉半醒的精神状态，正说明他感慨至深。
颈联写诗人举止。“独行树落叶”，踽踽独行之状如见，“树”字尤妙。“闲坐数流萤”，独坐百无聊赖，只得藉数流萤以遣闷，其侘傺不平的心情可以想见，用一“数”字，更见生动。这两句诗把其复杂的矛盾心情注入形象鲜明的画面，不难看出，其中隐现着诗人对生活的感受和时代乱离的影子。注家评曰：“此联本平，然用‘树’、‘数’二字，便觉精神振竦，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是也。”足见诗人用字之工。
末联写景。“何处渔歌起，孤灯隔远汀。”一声声悠长的渔歌，打乱了诗人的冥思遐想，举目四顾，只有远处水面上飘动着一点若明若暗的灯火，此情此景，倍添凄凉孤寂，蕴含着国破家亡、飘泊无依之感。
通观全诗，以景传情，用富有象征意义的景物描写，寄寓诗人的感慨馀思，情韵深长，颇具特色。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夜晚送行友人“谢文学”即诗人谢朓途中所感。第一联和第二联联写诗人想象从京都到荆州途中之景；第三联写饯别的宴席情景，第四联写辞官归隐之意。此诗用借景抒情、烘托等手法，表达诗人与友人依依不舍之情，语言清新朴素而韵味含蓄无穷。
诗的开头两句，写法有些特殊，破空而起，推出“阳台雾初解，梦渚水裁渌”来。“雾初解”是说夕雾初收，以切“离夜”之景，“水裁渌”三字，暗点节候，说明春天到了，春水刚刚变绿。从“雾初解”与“水裁渌”看，当是近景的描绘，从“阳台”与“梦渚”的地理位置看，却又不在南京附近，这似乎是个矛盾。这样写，作者可能有两种用意：一是用“阳台”与“梦渚”指代建康的台榭和洲渚，这是借代手法，在六朝诗中常见。另一种含义是，作者送别的友人是从建康到荆州去，“阳台”与“梦渚”均在荆州所辖范围内，作者运用“视通万里”的神思，想象友人去处的景物，表示自己的心已经追随友人而去，以想象中的远景描绘，系念远行之人。这样把惜别之情，由此地写到彼地，描绘得回环往复，曲折而深婉。饯别谢朓是在夜晚，从题目中的“离夜”二字可以看出，同时又是在春天。谢朓的答谢诗《和别沈右率诸君》云：“春夜别清樽，江潭复为客。”王融《饯谢文学离夜》云：“春江夜明月，还望情如何”等，均可证明。三、四两句，紧承首二句，继续写景，即写望中的远景，以送远行的友人。在明月当空的春夜，远处的山峰隐隐约约，依稀可见，陆地若断若续。因在夜间，又系远景，所以这两句写景给人朦胧的感觉。而迷蒙的夜色又为分别罩上一层茫茫然的色彩与气氛。
首四句的写景，正蕴含着难以言尽的离情。五、六两句，笔锋一转，由借景言情，转换到正面描写离情别绪上来。“分弦”“别唱”指离夜宴会上所弹奏的丝竹之音和所唱的离别之歌。“苦音”与“凄曲”为朋友之间的分别罩上了一层悲苦的气氛。借助音乐来表现离情，使诗歌的抒情手段更加丰富，诗的意境也更浑厚而且耐人寻味。结尾两句，分别就友人谢朓与自己两方面而言，一转双收。“尔拂后车尘”，拂尘表示要登车上路。此句系用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的典故，以切合谢朓为随王文学的身份。“我事东皋粟。”范云比谢朓年长十三岁，经历过一番宦海浮沉，仕途不太顺利，故在与友人分别之际，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想躬耕陇亩，辞官归田，或像阮籍那样，“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阮籍《奏记诣蒋公》）或像陶渊明那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 从辩体的角度看，这是一首“永明体”诗歌。沈约、谢朓等人都是“永明体”的创始人。
此诗声韵婉谐，八句四联，每一联对仗都比较工稳。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