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石头城的险要,“悬岩千尺”一句总领全词,借欧刀吴斧,指借春秋时代著名的工匠欧冶子和吴国铸造的兵器,来筑成江边的这座城郭。“千里金城”言其长;“万里洪涛”状其险,两句勾画,雄形险势,顿显眼前。“王浚楼船”五句,写了一段历史故事,写了西晋王浚用火炬烧断铁索,攻陷石头城终获大胜。可以想见当时战况何等的惨烈,石头城再险,又何能阻挡这强大的攻势。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有“千寻铁索沉江低,一片降帆出石头”之句,也是说的这段故事。
下片抒怀,从石头城说开去,虎踞龙盘,六朝古都,“春去秋来”,历经千古盛衰,只剩下“一江烟雨”,而每年一度秋去春还的阵阵大雁,在石头城的上空,叫尽了六朝兴废的往事,也叫断了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明孝陵的殿阁。而苍凉的山色,悍急的江流,拍打着早已废圯的石头城,留给人们一段历史兴衰的往事。
全词通过描写石头城的衰败荒凉,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无奈和感慨。
“蓟门逢古老”这一首诗描写了老卒的凄凉境遇,令人同情。全诗言辞沉痛、悲哀、失望而无奈,似用边塞的血泪和成。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老卒不知有多少,长年戍边的艰辛可见一斑。
“汉家能用武”这一首诗反映了戍卒食用匮乏,投降的胡人却丰衣足食的情况,批判了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举措。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戍卒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边境潜在危机的深深忧虑,言辞悲怆,感人肺腑。
在“边城十一月”这一首诗中,诗人坦言敌人的强大,颇具军事家的胸怀和才干,进而叹息,边境何日得宁,战士何日得归。在古代,中原地区统治者常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周边少数民族,而诗中,诗人极有远见卓识地看到胡人的力量其实十分强大,有时甚至明显优于汉族军队。后来的元灭宋、清灭明,即印证了诗人的观点。诗人当时只是看到胡兵强于守军,因此边境堪忧,并未能见识到胡兵竟能践踏整个中原。但诗人不囿于成见,而能面对实际,正视问题,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从这一点上,这是诗的价值可以说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在文艺上的价值。
“幽州多骑射”这首诗称颂了守边戍卒的骁勇善战。全诗先总写幽州民俗的风貌,崇尚勇武;随即指出,他们不但善武而且乐于效力军前,保卫乡土,建立功勋。但诗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狩猎时的场面,不过这场面已够让人感到欣喜了。保家卫国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事情,更需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将侵略者掀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诗人目睹这一群生龙活虎、武艺高强的边疆健儿,对边境油然而生了几分安全感。
“黯黯长城外”这首诗描述了边塞战事纷纭的情况。在诗中,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痛地诉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诗中的景物描写切合战斗实际,烘托出惨烈的战斗氛围,而这种景色又是战斗中独有的,因此写景即是写战争。在字里行间读者还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这惨剧时难以遏制的悲愤心情。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