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托“古意”,实抒今情。它的题材、用语与萧纲的《乌栖曲》等齐梁宫体诗非常接近,但思想感情却大不相同。它的词采虽然富丽华赡,但终不伤于浮艳。诗的写法近似汉赋,对描写对象极力铺陈泻染, 并且略带“劝百讽一”之意。《唐诗镜》中说:“端丽不乏风华,当在骆宾王《帝京篇》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语:“通篇格局雄远,句法奇古,一结更绕神韵。盖当武后朝,淫乱骄奢,风化败坏极矣。照邻是诗一篇刺体,曲折尽情,转诵间令人起惩时痛世之想。” 《批点唐音》中说:“此片铺叙长安帝都繁华,宫室之美,人物之盛,极于将相而止,然而盛衰相代,唯子云安贫乐道,乃久垂令名耳。但词语浮艳,骨力较轻,所以为初唐之音也。” 闻一多先生将《长安古意》称为“宫体诗的自赎”。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长安大道连狭斜”到“娼妇盘龙金屈膝”)铺陈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首句就极有气势地展开大长安的平面图,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小巷交织着。次句即入街景,那是无数的香车宝马,川流不息。这样简劲地总提纲领,以后则洒开笔墨,恣肆汪洋地加以描写:玉辇纵横、金鞭络绎、龙衔宝盖、凤吐流苏……如文漪落霞,舒卷绚烂。这些执“金鞭”、乘“玉辇”,车饰华贵,出入于公主第宅、王侯之家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纵横”可见其人数之多,“络绎”不绝,那追欢逐乐的生活节奏是旋风般疾速的。这种景象从“朝日”初升到“晚霞”将合,没有一刻停止过。在长安,不但人是忙碌的,连景物也繁富而热闹:写“游丝”是“百尺”,写“娇鸟”则成群,“争”字“共”字,俱显闹市之闹意。写景俱有陪衬之功用。以下写长安的建筑,而由“花”带出蜂蝶,乘蜂蝶游踪带出常人无由见到的宫禁景物,笔致灵活。作者并不对宫室结构全面铺写,只展现出几个特写镜头:宫门,五颜六色的楼台,雕刻精工的合欢花图案的窗棂,饰有金凤的双阙的宝顶……使人通过这些接连闪过的金碧辉煌的局部,概见壮丽的宫殿的全景。写到豪门第宅,笔调更为简括:“梁家画阁中天起。”其势巍峨可比汉宫铜柱。这文彩飞动的笔墨,纷至沓来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在通衢大道与小街曲巷的平面上,矗立起画栋飞檐的华美建筑,成为立体的大“舞台”,这是上层社会的极乐世界。这部分花不少笔墨写出的市景,也构成全诗的背景,下一部分的各色人物仍是在这背景上活动的。
长安是一片人海,人之众多竟至于“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这里“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写来够瞧的。作者对豪贵的生活也没有全面铺写,却用大段文字写豪门的歌儿舞女,通过她们的情感、生活以概见豪门生活之一斑。这里有人一见钟情,打听得那仙子弄玉(“吹箫向紫烟”)般美貌的女子是贵家舞女,引起他的热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那舞女也是心领神会:“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借问”四句与“比目”四句,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是一唱一和,男有心女有意。“比目”、“鸳鸯”、“双燕”一连串作双成对的事物与“孤鸾”的对比,“何辞死”、“不羡仙”、“真可羡”、“好取”、“生憎”的果决反复的表态,极写出爱恋的狂热与痛苦。这些专写“男女”的诗句,正如闻一多赞叹的,比起“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一类“病态的无耻”、“虚弱的感情”,“如今这是什么气魄”,“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宫体诗的自赎》)。通过对舞女心思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长安人们对于情爱的渴望。以下以双燕为引,写到贵家歌姬舞女的闺房(“罗帷翠被郁金香”),是那样香艳;写到她们的梳妆(“片片行云着蝉翼,纤纤初月上鸦黄”),是那样妖娆,“含娇含态情非一”。打扮好了,于是载入香车宝马,随高贵的主人出游了。这一部分结束的二句“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刻龙纹的阖叶,车饰;‘屈膝’同‘屈戌’)。”与篇首“青牛白马七香车”回应,标志对长安白昼闹热的描写告一段落。下一部分写长安之夜,不再涉及豪门情事,是为让更多种类的人物登场“表演”,同时,从这些人的享乐生活也可以推知豪门的情况。可见用笔繁简之妙。
第二部分(从“御史府中乌夜啼”到“燕歌赵舞为君开”)主要以市井娼家为中心,写形形色色人物的夜生活。《汉书·朱博传》说长安御史府中柏树上有乌鸦栖息数以千计,《史记·汲郑列传》说翟公为廷尉罢官后门可罗雀,这部分开始二句即活用典故。“乌夜啼”与“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写出黄昏景象,表明时间进入暮夜。“雀欲栖”则暗示御史、廷尉一类执法官门庭冷落,没有权力。夜长安遂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有挟弹飞鹰的浪荡公子,有暗算公吏的不法少年(汉代长安少年有谋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行动前设赤白黑三种弹丸,摸取以分派任务,故称“探丸借客”),有仗剑行游的侠客……这些白天各在一方的人气味相投,似乎邀约好一样,夜来都在娼家聚会了。用“桃李蹊”指娼家,不特因桃李可喻艳色,而且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暗示那也是人来人往、别有一种闹热的去处。人们在这里迷恋歌舞,陶醉于氛氲的口香,拜倒在紫罗裙下。娼门内“北堂夜夜人如月”,表面上看青春可以永葆;娼门外“南陌朝朝骑似云”,表面上看门庭不会冷落。这里点出从“夜”到“朝”,与前一部分“龙含”二句点出从“朝”到“晚”,时间上彼此连续,可见长安人的享乐是夜以继日,周而复始。长安街道纵横,市面繁荣,而娼家特多(“南陌北堂连北里”),几成“社交中心”。除了上述几种逍遥人物,还有大批禁军军官(“金吾”)玩忽职守来此饮酒取乐。这里是各种“货色”的大展览。《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香)泽”,这里“罗襦宝带为君解”,即用其一二字暗示同样场面。古时燕赵二国歌舞发达且多佳人,故又以“燕歌赵舞”极写其声色娱乐。这部分里,长安各色人物摇镜头式地一幕幕出现,闻一多曾说:“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决非贫血而萎靡的宫体诗所可比拟。
第三部分(从“别有豪华称将相”至“即今惟见青松在”)写长安上层社会除追逐难于满足的情欲而外,别有一种权力欲,驱使着文武权臣互相倾轧。这些被称为将相的豪华人物,权倾天子(“转日回天”)、互不相让。灌夫是汉武帝时的将军,萧望之为汉元帝时的重臣,都曾受人排挤和陷害。“意气”二句用此二典泛指文臣与武将之间的互相排斥、倾轧。其得意者骄横一时,而自谓富贵千载。这节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二句又与前两部分中关于车马、歌舞的描写呼应。所以虽写别一内容,而彼此关联钩锁,并不游离。“自言”而又“自谓”,讽刺的意味十足。以下趁势转折,如天骥下坡:“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指墓田)。”这四句不惟就“豪华将相”而言,实一举扫空前两部分提到的各类角色,恰如沈德潜所说:“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而权臣,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然转瞬沧桑,徒存墟墓。”(《唐诗别裁》)四句不但内容上与前面的长篇铺叙形成对比,形式上也尽洗藻绘,语言转为素朴了。因而词采亦有浓淡对比,更突出了那扫空一切的悲剧效果。闻一多指出这种新的演变说,这里似有“劝百讽一”之嫌。而宫体诗中讲讽刺,那却是十分生疏、很少被人用到的手法。
第四部分即末四句,在上文今昔纵向对比的基础上,再作横向的对比,以穷愁著书的扬雄比喻作者自己,与长安豪华人物对照作结,可以看出左思“济济京城内”一诗的影响。但左思诗中八句写豪华者,八句写扬雄。而此诗以六十四句篇幅写豪华者,其内容之丰富,画面之宏伟,细节之生动都远非左诗可比;末了以四句写扬雄,这里的对比在分量上以不对称而效果更为显著。前面是长安市上,轰轰烈烈;而这里是终南山内,“寂寂寥寥”。前面是任情纵欲倚仗权势,这里是清心寡欲、不慕荣利(“年年岁岁一床书”)。而前者声名俱灭,后者却以文名流芳百世(“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虽以四句对六十四句,却有“秤锤虽小压千斤”之感。这个结尾不但在迥然不同的生活情趣中寄寓着对骄奢庸俗生活的批判,而且带有不遇于时者的愤慨寂寥之感和自我宽解的意味。它是此诗归趣所在。
七古中出现这样洋洋洒洒的巨制,为初唐前所未见。而且更好在感情充沛,力量雄厚。它主要采用赋法,但并非平均使力、铺陈始终;而是有重点、有细节的描写,回环照应,详略得宜;而结尾又颇具兴义,耐人含咏。它一般以四句一换景或一转意,诗韵更迭转换,形成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同时,在转意换景处多用连珠格(如“……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或前分后总的复沓层递句式(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使意换辞联,形成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这样,就结束了陈隋“音响时乖,节奏未谐”的现象,“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内编卷三);所以,胡应麟极口赞叹道:“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同上)虽然,此诗词彩的华艳富赡,犹有六朝余习,但大体上能服从新的内容需要;前几部分铺陈豪华故多丽句,结尾纵、横对比则转清词,所以不伤于浮艳。在宫体余风尚炽的初唐诗坛,卢照邻“放开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唱出如此歌声,压倒那“四面细弱的虫吟”,在七古发展史上是可喜的新声,而就此诗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论,也能使他被誉为“不废江河万古流”。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