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曲写出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写出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秋风中接到家信,远自万里之外寄来,谆谆“问我归期未”,这两句从空间和时间的两个方面表现了“我”与“家”的暌隔。而诗人未对来信的殷望作任何正面的答复,仅是铺排了自己所处客乡的秋景。“红叶天”、“黄花地”,显然受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启导,而《西厢记》又是移用了范仲淹《苏幕遮》词的“碧云天,黄叶地”,亦为感秋之作。红叶黄花勾勒了清秋的轮廓,色彩鲜明,但却有一种苍凉冷颓的情韵。尤其是作者在这一背景中添现了“雁”、“人”的活动主角,且雁啼于天,人醉于地,便使这种苍凉冷颓发挥到了极致。“雁啼”最牵愁惹恨,“人醉”则是为了忘忧,而“芭蕉雨声秋梦里”,秋雨的萧疏冷酷,使得乡梦也为之惊醒。这三句景句无不暗寓着人物的客乡况味和主观感受,代表着诗人的“秋怀”。深沉的乡思与有家难归的羁愁,便足以回答“归期未”的提问了。
这三句是作者收信后无言的感受,但它也可以视作诗人因家信问起归期而惆怅苦闷的应接。可以这样想象:诗人因在现实上不可能回到万里以外的乡园,无语可复,心中充满了忧愁与歉疚。他抬头望天,想看看那传书的鸿雁可在,结果发现“雁啼红叶天”,大雁似乎也在为他发出悲鸣。满地秋菊盛开,但那并不是故园的黄花,诗人只能借酒狂饮,在酩酊中暂忘乡愁。入夜了,他希望能在梦中实现回乡的心愿,可是“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蕉叶上的雨声又无情地提醒着他的孤寂。“问我归期未”,不敢答复,至此也无须答复。小令的这三句景语,在时间的跨度上可前可后,代表了“秋怀”的一贯凄凉,确实是颇见妙味的。
应该说这个概括在这首短小精悍的曲里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至于熔铸名句这点,恐怕元曲三百首里没有多少非香艳的题材的作品能跳出唐宋的成就。
回到曲上,“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看似简单,实则也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唯一比较特别之处是以西风送信,这个并不是很多见,古人一般是鱼传尺素,雁寄归思,青鸟传音,西风送信便是把西风拟人,赋予看似凛冽的西风一点人情味;“问我归期未”,平实却亲切,仿佛正面对面问话一般。又令人想起“道是归期未有期”这种情怀,有点淡淡哀愁。可见,这两句应该没有经过太多斟酌,完全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读来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这一句其实颇为经典,既充分体现张可久“清丽派”的作风,又充分体现曲在营造意境上对诗词手法的传承,强调了一种有构图讲究的图画般的美感。这一句却能够从人的多种感官角度把一种写来写去的思乡情怀具体化,形象化,把主观感受融入客观景物里,虽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又因作者能对颜色、声音、炼字、音韵都做出很好地把握,使得此曲经得起反复的品读。
“红叶”“黄花”秋意尽显,颜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脑海中立即出现相似的画面;“啼”“醉”可以说是有炼字的功夫在内的,雁啼虽不同于杜鹃啼,但只要说到啼声,总是会有些感情在其中,无非雁就是像“我”一样,呼唤着同伴南迁,顺便一提,张可久是浙江人,也就是南方人,那么北雁南飞对于他的意义就更为具体了,而这啼声中,也夹杂着一些复杂的情绪,也许隐含了悲伤、急切、思念、担忧等等,“醉”作者认为黄花遍地的景色醉人,但有道是景不醉人人自醉,能够归乡的喜悦心情才真正让作者沉醉其中;芭蕉雨声秋梦里,芭蕉在古代是有特定所指的意象,一般指代愁思、闺思、乡怀、悲凉,而雨打芭蕉一般是指愁上加愁,不可排解。李清照就常用芭蕉的意象。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从押韵这方面来说,不看曲有没有固定韵位,应该是没有的,“里”“未”“地”“里”都是有押韵的,故而朗读起来,此曲也是琅琅上口,音韵和谐的。当一句话,一首曲有一种让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想起的力量时,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正如每逢秋夜下雨时,都会想到“芭蕉雨声秋梦里”以及另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把几种意境重叠在一起,然后整理起自己种种的愁绪。
本诗前两句,作者道出自己的乡思情。然而这种乡思情有多深有多浓?作者没有直接外露,却是以“西风”“红叶”“黄花”“芭蕉”“秋雨”这些富有季节特征的一组景物构成意境,渲染出一幅色彩浓丽的秋景图,衬自己浓浓的乡思情。
本词描写南宋都城杭州市民暮春游览西湖的情景。清明、寒食一过,百花逐渐凋谢,人们为 了挽留春光,纷纷出城来到苏堤之上,尽情游赏。 然而春之神似乎并不懂得人们的用意,终于随着 游人的船儿默默无言地归去了。词作抒写惜春、 伤春之情,构思新颖,读来别有一番韵味。《蕙 风词话》谓其“番腾妆束闹苏堤”句,形容粗钗 腻粉,可谓妙于语言,天与娉婷,何有于“翻腾 妆束”,适成其为“闹”而已。“闹”字值得玩 味,“闹”是说“妆束”,相当于“闹妆”的 “闹”,指花花绿绿、眼睛应接不暇的景象。 “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 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有如见 其人,如闻其身之感,表达了身临其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