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这首八六子是一首宫怨词，词的上片着力刻画环境的孤寂、冷清，下片情与景交错而行，写出弃妃心中的希望、惆帐、寂寞与无奈，整首词铺叙委婉，时而抒情，时而布景，井然有致。
“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沉沉。”起拍三句，写居室所在庭院深深，室内陈设华丽、气氛凄清。“灯照”，点明此处所写为夜间景况；画屏，指屏风，在灯光映照之下，上面所画山水色调显得凝重沉着。“深”、“凝”、“沉沉”四字，渲染了夜中女主人公居室氛围的典雅凝重的特征。
“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三句，写出客观环境的幽静清凉。“冷滴”一语，写出女主人公的神经极其敏感，若为无牵无挂之人，纵使雨打芭蕉，也不至于转眼便被惊醒；“红窗”之“红”字，色彩明亮，同前所写“深”、“凝”、“沉”等字形成对照，象征凝重的压抑的氛围中主人公孤独的心理只有在“红窗好梦”中才有片时解脱；被相思之苦所缠绕的女主人公刚刚幸得入眠，可作好合之梦，不料竟被雨打芭蕉惊断，此种心境可想而知。而梦醒之后，但见那龙形香炉中冒出的烟雾弥漫室内、沾满锦被，无限哀思有如袅袅薰烟不断上升消散，愈见其凄清之意。“龙烟”是指攀龙香炉内所燃香料之烟，飘渺而至，笼罩绣衾，若有若无，虚虚实实。这高贵典雅的环境衬托出女主人公的身份，也衬托出其心境。
“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扇。”点明女主人公身份是已失宠之宫妃。“长信宫”多为失宠后妃居处代称，屡屡出现于唐人诗中。词中的“久归”，点明自己失宠日久，因而“凤帐”形同虚设、宫门常关闭不开。“椒殿闲扇”是说她至长信宫后，原来居处已被锁起闲置。
“辇路苔侵。”过片一句，青苔长满了皇帝车驾的必行之路，说明皇帝久已不行幸，与上片之”辞恩久归长信”相呼应，以形象的画面揭示宫妃的冷落处境。
“绣帘垂，梧桐又移翠阴”一句结语，虽未点明这种企望又要落空，但时光不待，桐阴转移，女主人公仍陷在心驰神往的一厢情愿悲苦之中。
全词所写虽不过是描绘宫妃失宠望幸的情态，但其借助环境渲染烘托表述人物心态的手法却很有独特之处。其形象细腻的描绘笔触显示了作者状物摹情的艺术功力，通篇读来婉转缠绵，曲折幽深。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上阕写景，结拍入情。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遥看数点帆小”——词人目睹之实景。前两句写近景，后一句写远景。词人乘船，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到达荒村野渡。词人仔细观察了秋天水落后留下的痕迹，十分细腻。笔法灵动，句式灵活，化静为动，引人人胜。
“乱叶翻鸦，惊风破雁，天角孤云缥缈”——写仰望所见之景。秋风扫落叶，惊动树上栖鸦满天乱飞，天空雁阵也被逆风吹散乱成一片。“翻”、“破”炼字，由“乱叶”、“惊风”引出，生动准确。“破”字写雁阵逆风而飞，惊风吹来，吹散了行列。“乱叶”二句，仰观所得，作对句状难写之景。“乱叶”写地上，“惊风”写天空。
“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残照”——继续写近景。与上文“乱叶”相补充，更展示出秋景之凄凉。“写秋景凄凉，如闻商音羽奏”，更着以“官柳萧疏”、“微微残照”，与村渡所构成的荒凉、凄清、黯淡的意境，对于羁旅行役之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秋声秋色，秋气肃杀，不道斜阳映柳，却道柳挂残阳，又照应“向晚”，想象奇特，出语自然奇异。更增羁旅之愁、迟暮之感。“微微”二字，体物尤工。
“景物关情，川途换目，顿来催老”——总括上阕近景、远景、天上地下之景，融会成为一个开阖自如、浑厚自然的整体境界。“关情”以后人情，透出心事；“川途”即水路。让人触景生情，“顿来催老”。正因为如此，一片萧瑟景物使词人忽然觉得变老了，油然而生迟暮之感。“顿来催老”直说破，暗含“关情”一语，激发词人岁月易逝、人生易老之感慨。
下阕写情，怀人。
“渐解狂朋欢意少。奈犹被、思牵情绕”——由上阕的写景转入怀人之抒情。“狂朋”者，狂放不羁之朋友也。“渐解”接“顿来”似一转折，乃“催老”二字之神髓，紧承前结。明写“狂朋”，实写自己，强化了主观感情色彩。“奈犹被、思牵情绕”交代了“欢意少”的原因。那么“思牵情绕”的是什么人呢?又一转折。
“座上琴心，机中锦字，觉最萦怀抱”——“座上琴心”用典。指恋人所寄来之书信，“琴心”、“锦字”为“思牵情绕”之由。怀念伊人，盼望书信，最萦绕着词人之心，完全是从词人自己这方面来写的。同时也说明只有寄来的音书才是词人最为珍贵的!
“也知人、悬望久，蔷薇谢、归来一笑”——前六个字代所思者设想。词人笔锋陡转，从对方着想来写。宕开一笔，转出新意。词人想象女子也在想念自己，“蔷薇谢”七字表达明年暮春蔷薇花谢时，就可以相逢一笑了。“也知人、悬望久”代所思之人设想。“蔷薇谢时”已望归来，“自春徂秋，足见其‘久”’，并且为“霜空”蓄势。
“欲梦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晓”——由于切盼重逢并预约来期，于是词人首先心驰神往。词中借指与女子梦中相会。然而却欲梦未成，正是此词妙处之所在。“霜空”点明时间季节，回应上阕大写秋景。
这首词抒离情或明写或暗转，叙相思或眼前或梦幻，从多方面、多角度着笔；或铺叙，或勾勒，一气呵成、一脉流转，如清·陈世煜《云韶集》所说：“写秋景凄凉，如闻商音羽奏。语极悲惋。一波三折，曲尽其妙，美成词大半皆以纡徐曲折制胜，妙于纡徐曲折中有笔力，有品骨，故能独步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