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
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