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中词人思念好友，揣测一路上友人可能的遭遇所写下的以想象为主的怀人词，但是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乱想，而是基于词人对朋友的了解，通过这些了解所作的一系列推断，显示了词人对陈述古真挚的友情和对述古其人的真切了解。
上片以友人的行程为线索，纵贯着空间地点、节序风物，写来别有情致。起笔“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二句，决不是简单地说明淮河和汴河的地理位置，而是似乎在掐指计算友人的行程：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因为友人“赴南都”，淮河和汴河都是必经的水道，所以二句乃是对友人大段行程的悬想，而友人的去向，路途的遥远，以及词人对他的关切之情，全在不言之中了。三、四句进一层揣想友人到达南都时的节序风物：“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意思是说，当你的仪仗到达南都时，该是黄叶飘零的深秋时节了，附近梁孝王昔日的宫室园林怕是已着寒霜了。陈襄是秋八月中旬从杭州启程的（见《苏轼年谱》卷十三），苏轼估计他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到达。“黄叶乱”三字准确地写出了深秋季节的特征，“霜入”则应当是秋天最后一个节令“霜降”到来的标志。二句估计友人到达的时间，与对行程的计算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替对方设想，表达了词人的深情眷注。老友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某时是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更是如此。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稹）》诗云：“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便是词人忆念所及、深情所注的一个例子，可与该词上片合看。
下片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换头两句写游赏，说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最后两句写凭吊古代贤人，说你到双庙去凭吊正气凛然的英雄张巡、许远，或许会发现他们遗留的风范还在人间，而那位傲视王侯的漆园吏想必无影无踪了。词人这样着笔，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显示了中原大地上的南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二是间接地表现了友人的“文采风流”；三是体现了词人对友人的相知，也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了友谊的默契。
这是一首写旅愁的小令。
上片开头是：“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词人饮罢饯行酒，与亲故辞别西去，感慨万分，怨恨自己一生象飞蓬那样到处飘泊。离亭，送别的驿亭。“浮生”一词，出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虚浮不定，后世相沿称人生为浮生。这里，词人感慨自己的身世，如今踏上旅途，从此开始了“飘蓬”一般的生活，遥遥水路，漠漠苍天，词人内心极度凄凉，羁旅之恨油然而生。而这恨又是“长恨”，这就道出了“饮散”“西去”对词人来说并非第一次了，每重演一次，就会增加一分身世飘零之恨。一个“长”字，使恨的情感深化了。
词人生活在唐宋之交的动乱时代，这首词，可能就是徐昌图由闽入宋前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词人凄清的身世，也包容了唐末宋初离乱社会的影子。这次词人西去，是乘船而行的。他别情依依，禁不住频频回首：“回头烟柳渐重重”。送行的人已不见了，只有那岸上的杨柳象是笼罩着一重重的烟雾。“烟柳重重”既是状景也是写情。这是由于当词人看到烟柳迷茫而看不到人时，必然增添其内心的苦闷。因为柳色是最容易引起人的离情别意的，所以，写“烟柳重重”，实际上也就是“离情重重”，是把抽象、无形的愁情寄托在具体形象的烟柳中来表现而已。
接下去，词人转过头来，顺眼一望，却是“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辽远的天际飘浮着几丝淡云：并不时地传来孤雁的鸣声，傍晚的落日，照得满天通红。此时此景，又不免使人感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诗）。词人象浮云一样飘流无依，象孤雁一样孑然影单，而寒日西沉，晚霞映天，却又唤起词人念乡思亲的凄伤之情，这一切既是词人眼前之景，也是他今后“飘蓬”生活的形象概括。这是由当前情景过渡到以后情景的写法，也是融情入景，即景抒情的写法，所以这二句可看作是词人特定心态下摄取的一组画面，既是实景，也是虚景，虚实相用，使画面极富表现力，它给读者的感受就不仅是自然景观了，更深刻的是这种景观中所隐含的离情别恨，它连绵不断，广阔深远。
下片写词人途中的孤寂心情。“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词人辞别亲故，纵一叶孤舟西去，水路迢迢，暮色苍苍，想到归宿，词人不禁自问，愁绪充塞。夜深了，当词人从船舱里探出头来时，只见船已行在平波万顷的淮水上，空茫迷濛，孤月映水，朦胧凄清。“淮月”，照临淮水上空的月亮。词人通过气氛的渲染和景物的烘托，使内心的感伤之情与外在的空冷之景交融为一，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冷寂情怀。这时候，词人愁绪难以排遣，只有借洒消愁了。然而，醉酒只能求得一时的解脱，“酒醒人静奈愁浓”，一旦酒醒，回到现实，只能更增愁情，不是三杯两盏淡酒就冲刷得掉的。一个“奈”字，突出了词人万般无奈的苦闷心情。结句：“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又进一步写他的这种感情。一个人躺在船里，辗转反侧，愁绪万千。一直熬到夜尽灯残之时，才对着残弱的烛光，勉强伏枕而眠，可惜好景不长，恍惚朦胧中波动船摇，词人梦断，原来是水面上起了风波。“五更风”，指黎明前的寒风，萧瑟凄寒。好一个“晓风残月”，令人难以忍受，可谓悲痛至极。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曾评徐昌图的《临江仙》一词，曰：“状水窗风景宛然，千载后犹想见客中情味也”。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词人巧妙地融情与景为一体，写离愁却很少直接抒情，而是借助于外在的景物来表现词人内心的离愁别恨。词人沿情布景，景物的转承和变换、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处处反衬出词人的内心世界。离愁难奈，感人至深。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