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起笔“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用工笔描绘出梨花亭亭玉立于艳阳普照的绿草地上，合时合地，静穆归一。“素肌”喻梨花之色白。李白有诗：“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梨花开晚春时节，故说“应怯余寒”，“应”字，下得轻：“艳阳”，《花间集》毛熙震《小重山》：“群花谢，愁对艳阳天”；杜牧诗：“带叶梨花独送春”。梨花开时春草已长，所以说“占立青芜地”。“素肌”“怯余寒”“占立”，都是用拟人化手法。接下来，词人把境界再扩大，“樊川照日，灵关遮路，残红敛避”。这三句，用豪放之笔，勾画出一极壮阔的空间。此下，词人转笔写梨花开落的时间：“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美成将这两句诗概括成“传火楼台”四个字，极形象而有境界。这里的“楼台”即韩翃所称的五侯家。“传火楼台”四字合时间、空间而成境界。这三句中每句都切时令暮春，点化前人诗句，而能袭古弥新，使梨花的形象更为鲜明。最后以情结束上片内容，“亚帘栊半湿，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亚帘栊半湿”，应解为半湿的梨花树枝压窗牖上。美成常用这种“拗句”作提笔入情，成为一篇之“警策”。白居易诗：“闲折两枝时手”。《花间集》薛昭蕴《离别难》：“偏能勾引泪阑干”。词人化用一诗一词之意，提炼成为“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泪”前加“黄昏”，点明时间，此泪，是伤春之泪，甚而是怀人之泪，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过片出人意表，用“别有”二字急转，变换境界，以雄健之笔，宕开写去，用唐明皇以汉武帝梨园旧址，选子弟教法曲之事，创造一个新的境界。“风前月底”，只四个字，把当年明皇梨园的风流韵事作高度概括，“布繁英，满园歌吹”，想见当年梨园里梨花香雪，丝竹管弦，何等兴会！紧接用三个四字句：“朱铅退尽，潘妃却酒，昭君乍起”，再渲染梨花的洁白和梨花的性格。第一句喻其纯净。第二句将南齐东昏侯潘妃引入。史称妃颜色“絜（洁）美”。却酒不饮，红色不上脸，保持其洁白本色，以衬梨花之白。第三句，借琴操昭君歌有“梨叶萋萋”之句，便以昭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美丽形象来作比兴。这一韵和上片第一韵同是运用拟人化手法，至此，就梨花本身传神写照，已无须再多言之。故下一韵起忽然转从对面落墨，于比较中见尊崇之意。首先拿来对比的是李花。李花也是白色的。韩愈诗：“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李花赠张十一署》）王安石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寄蔡氏女子》）作者由此化出“雪浪翻空，粉裳缟夜”二句，谓此李花“不成春意”，自不足以比梨花。以一“恨”字领三个四字句：“玉容不见，琼英谩好，与何人比！”白居易《长恨歌》用“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太真妃的容貌，又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她的死，取其句意，词人这里暗指太真妃已再也见不到了。”琼英谩好“，琼英，谓雪。雪又称作”玉妃“，此双关雪与人。结句发出梨花的标格如今无人可比的叹息。
这首词以秾艳著称，但实际则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上片结以情语，下片旧至比兴，塑造了梨花无人可比的精神风致，音韵有不尽。
这首送别词，宛转含蓄，情意绵长。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蜀江春浓，双旌归去。
作者不言自己留恋难舍，而说海棠也似别君难，点点啼红雨。衬托作者惜别之情更深。
下片叮咛别后且勿相忘。“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情深意挚，尽在不言中。
这首写景的小令情致幽深，气势浩大，颇值得玩味。
起笔直写月光，与题目相照应，“玉华寒，冰壶冻”，垂虹桥上的月色皎洁明净，清寒得如同盛满冰水的壶。开头两句以“冰壶”来比喻月色，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月色的皎洁清亮。“云间玉兔，水面苍龙”，月光的清辉洒满大地，抬头仰望天空，看到的是一轮明月在云间游走；低头远望大地，看到垂虹桥如长龙一般盘踞在吴江上。相传，生活在月中的嫦娥有一只玉兔，此处用“玉兔”代指明月，将明月在云间出没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将垂虹桥比作“水面苍龙”，则将垂虹桥盘踞水上，似要腾空而起的雄伟气势写尽。
时隐时现的明月和有腾空之势的垂虹桥共同构成了一幅迷离梦幻的图画。接着，诗人将视线由景物转到人身上。在月色朦胧的垂虹桥上，游人雅兴大发，“酒一樽，琴三弄”，饮酒弄琴，不亦乐乎。
江天壮阔，月色朦胧，游人把酒望月，已至微醺，如此良辰美景，诗人仿佛看到水边的仙女踏着凌波微步，款款而来，倚在栏杆上任凭天风吹拂着面颊，“嗅起凌波仙人梦，倚阑干满面天风。”曹植曾在《洛神赋》中说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飘然而至。此处的“凌波仙人”指的自然就是洛神。此处引入“洛神”这一形象除了为月夜的垂虹桥披上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之外，也更加凸显出了月色之美和琴音之妙，迷人的景色和音乐甚至将仙女都吸引来了。“天风”二字除了形象地写出了风的宜人之外，也使整个环境显得更加神秘缥缈。“仙人”和“天风”给予读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平添了整支曲子的意蕴。
面对辽阔的江天，诗人神清气爽，思绪纷飞。站在垂虹桥上，任微风轻轻吹拂着身体，凭栏远望，目之所及，只见“楼台远近，乾坤表里，江汉西东”，远处近处灯光摇曳，尽是楼台殿阁，江天一色，烟波浩渺，天地分外辽阔，浩瀚的江水从面前奔涌而过。末尾三句以大笔肆意泼墨，描绘出一幅天地壮阔、浩瀚无涯的雄伟画面。此处虽用笔粗放，但是感情却深邃沉挚，天地无涯人却终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限制。结尾似戛然而止，语虽尽而意未绝，引人深思。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