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词的首句极写春日无聊况味。“不剪春衫”,有两重意:一是无人为剪春衫,一是无意出外春游。作者在《寿楼春·寻春服感念》词中写道:“裁春衫寻芳。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此时心事重重,意趣索然,唯有闭门不出。“愁意态”三字,补足句意。次句转接得极妙,仿佛是由于春寒料峭才不剪春衫,用意便觉渺远。元宵节赏完收灯,本该出门去探春,可是,作者却无心探春,只轻点一笔“有些寒在”,便把词人难以为怀的境况托出,为下片追忆往事作了铺垫。接以“小雨”三句,写听到卖杏花的情景。尽管词人意绪寥落,不愿出门探春,可是,春天的信息还是传到这无人的深巷中。写杏花之诗,宋人多有佳句,陈与义云:“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游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皆脍炙人口,而此词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些早杏花先卖”,余韵悠长,却是典型的词语。在恼人的春寒中,帘外,飘洒着丝丝细雨,深巷里阒寂无人,忽然,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勾起了词人无名的怅惘。情与景遇,一拍即合,下文便转入感慨与追忆。
“白发潘郎宽沈带”,是关键之笔。晋代潘岳《秋兴赋》中说自己三十二岁时便鬓发斑白,南朝梁沈约在写给徐勉的信中说自己因病消瘦,腰带也觉得宽了。潘鬓沈腰,是诗词中常用的典实。点出愁怨与无奈,芳节重临,年华荏苒,索居憔悴,往事凄迷——“怕看山、忆他眉黛”,至此方转入正题,点出佳节不出的真正原因,与上文“不剪春衫”等语相呼应。《西京杂记》描写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故诗词中常将佳人之眉与青山互喻。作者《绮罗香》词云“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而此词说怕看山而想起伊人的眉黛,当有同样的感受。末三句,尽态极妍,辞情俱到,诚为妙笔。念念不忘的是伊人当年在故园中踏青挑菜的情景;她那绿如芳草的罗裙,拖曳在如茵的芳草地上;春日的艳阳,透过烟霭,斜照着她如云的鬓发。结句为全词着意所在。二月二日,为“挑菜节”,城中士女相率到郊外或园林中游现戏乐,这也是男女约会幽欢的好时机。题中“闻卖杏花有感”之意,至此全出。正月十八收灯之后,再过十多天便是挑菜节,卖花声声,触起心中的隐痛,中年情怀,就更是难堪了。
上下片今昔对比,均以清丽之笔出之,写芳春景物情事,风致嫣然,唯于两片首句略点愁意,正见梅溪词笔高处。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