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的《长门怨》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为班婕妤这位贤妃秋风团扇的悲苦命运鸣不平的作品。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了班婕妤被成帝冷落遗弃后的心理状态，抒发了主人公被弃后无法言说的怨愤之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后宫女性对自身被动命运的无奈慨叹。
绵密的典故和意象是徐惠诗作的特点之一。以此诗为例，首句中的“柏梁台”是指代汉武帝抛弃陈阿娇一事，表明女主人公已经落得陈阿娇一般的下场。“昭阳殿”则是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宫殿，这里指代新宠之人的居所。此句中“旧爱”和“新宠”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哀怨。接下来的一句则巧用班婕妤辞辇的典故和她《怨分行》里的团扇意象，写出了女主人公德行高洁却秋绢见弃的悲剧命运。徐惠身为妃嫔，深知当年汉成帝宠爱班氏，邀其同坐一辇之上，是何等地荣耀，而其以“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言推辞和劝谏，又是何等贤明。正因如此，班婕妤最后“含情泣团扇”的结局，才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题为《长门怨》的诗分一般都是失宠后妃忧伤悲痛的心灵写照，但徐惠则不然。她诗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被动望幸的嫔妃宫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要求独立个性和平等人格的女性。她的《长门怨》充满了人的尊严，既“怨”也“怒”。她敢于用“一朝分舞荣，夙昔诗书贱”，大胆的表达自己对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失去感情，她有深深的绝望，“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以一种“决绝”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和傲骨。
徐惠的诗与她的思想是相合的，她看中的是感情。班婕妤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灵的写照？在她眼里，太宗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和自己在感情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丈夫。她在《长门怨》中表达的愤怒和幽怨，正是基于对感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意识还很模糊，并且她最终以“不医而卒”为唐太宗作了殉葬，但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有意识的反抗，在以往的宫怨诗里是从没有过的，这昭示了宫廷题材诗作新变的方向。而徐惠不凡的才华，思想和政治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格律上看，此诗的修辞手法对偶运用得尤其突出。如“旧爱”对“新宠”、“柏梁台”对“昭阳殿”、“守分”对“含情”、“芳辇”对“团扇”，“一朝”对“夙昔”，“分舞荣”对“诗书贱”，“已矣”对“重荐”等，且全诗声韵和谐。这表明徐惠创作中偶对和律化意识的自觉，也体现了初唐宫廷诗的典型特征。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