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少年中国说》开篇以驳斥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对“我中国”的侮辱性的称呼“老大帝国”入笔,引出梁启超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少年中国”。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抚今追昔,在历数唐虞郅治、秦汉雄杰、汉唐隆盛、康乾武功的基础上,笔锋顿挫,一转而至感慨万千:畴昔已随岁月流转为陈迹,“而今颓然老矣”!风雨飘摇、山河破碎、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字里行间充满着痛心疾首的深沉焦虑与忧愁。随后,作家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指出造成国势衰微的根源——“中国老朽”,亦即制度的因袭、官员的守旧。进而,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作家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以激昂饱满的诗人般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而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动人心的画面: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从艺术上来说,《少年中国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其颠覆性地丰富了传统散文的意象体系。文章不仅用“夕照”、“瘠牛”、“秋柳”、“陨石”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对“老”作多侧面的展示,从而对清帝国的衰败萎顿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等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从而巧妙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更为广阔、丰富、鲜活、跃动的新世界。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李白墓在采石江边只是一个传说,相传李白曾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因跃入江中捉月而逝,渔人得其衣冠下葬。现在马鞍山市江心洲的宫锦村和采石的李白衣冠冢都是托此传说而得名。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采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其中尤以白居易的这首诗最为草名。
诗的开头两句通过对李白墓周边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了一片萧索悲凉的气氛。
颔联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达出了诗人强烈的悲愤之情。“可怜”两句说可怜那躺在荒野黄泉下的寒骨,当他活在人世的时候,曾经写出过惊天动地的诗文。这里通过“可怜”、“曾草”这样富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的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尽管死后凄凉冷漠,但李白是不朽的,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永远留在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
最后两句提出诗人多薄命,而李白才愈高则命愈薄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李白起伏坎坷的一生深切的同情和不平,也从侧面再次赞颂了李白的伟大。结尾言不尽而意亦不尽,耐人寻味。
全诗用李白杰出的成就,与李白坎坷的命运、死后墓地荒凉和后世文坛的暗淡组成了多重对比,从而赋予了作品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的首联写作何和友人相约出游的时间和季节。颔联写作者和友人一起游山玩水的喜悦之情。颈联写游玩路上所看到的景象以及感情变化。尾联写化石成羊这个北山的名胜胜迹。借景抒情,表达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蔑视之情。
起句“起犯春霜”,即点明这是严寒尚厉的正月,所以一路之上,但有寒威。“犯”字并贯“霜”寒”。隐约表现出遗民傲世的性格。第二句接承上句,似乎很平淡,然而用“乘兴”和“约”等字眼,说明他们的这次游山兴致很高,是约好前来的。这样就逗出颔联。
颔联抒写游山的情怀。第三句的意思是表达得十分清楚的。志同道合的“友朋”,经过十年的凋谢,一天一天地“少”,这是眼前“最恨”(隐寓不甘之意)的一桩事。第四句推开,“尘外”是隐遁者常用的语言,下面连接“山水宽”,不仅点明北山的题目,而且一个“宽”字,还表露出遗民对于故国山水的向往。面对秀丽的山水,游赏者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联道出了作者这次游山的情怀,所以要乘兴遨游,既是因为同志不多了,也是借以追求世外广大山川之美的享受,遗民复杂的心情,无限的感慨,抒写得很充分。
颈联写途中之景,又写景外之意。在对北山景物的描绘中,充满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表露出兴亡之感。“溪落旧痕”的“落”字,“枯野埠”的“枯”字,都是遗民的时移世异之后心情的写照。“树浮空翠湿危栏”的景象,也写得阴沉黯淡,远非赏心悦目的游观。这两句承上句末的“山水宽”落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是诗题的正面描写。也是衷情的自然流露。
结尾两句是写北山著名的皇初平叱石成羊胜迹,但作者的写法却不一般。他眼里的“群羊”是岩头“县冰”,不是“化石”(由石头变化而成)。把县冰权看作石化的羊群,这不单是对叱石成羊故事的否定。而且自然会令人想到张彖的“冰山”之喻(见《开元天宝遗事》上)。石羊不过是县冰的幻影,元朝政权在遗民心目中是春来便消的冰山。这样写,既切合了化石成羊这个北山胜迹;又照应了犯寒春游诗的起首;更重要的是借景抒发,表露了遗民对于元政权的轻蔑。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